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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消費”進場

http://www.CRNTT.com   2012-05-22 11:13:52

在此過程中，人口結構的變動既是這些不平衡的關鍵驅動力量，也是相關體制、政策扭曲能夠延續這麼長時間的支持因素。 　　過去十幾年中國人口結構變化遵循兩個大的趨勢。一個是人口紅利：青壯年人口增多，撫養比下降；把年齡在25歲－64之間的人看做是生產者，其餘主要為消費者，則生產者人數在1995年－2000年間超過消費者，其後持續上升。另一個趨勢是城鄉轉移：在農村不充分就業的青壯年勞動力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大量轉移到城鎮工作。 　　農村富餘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和人口紅利的兩大力量叠加，一方面提高了經濟的供給能力，尤其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體現為潛在增長率上升；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國勞動力市場長期的供大於求，就業壓力大，競爭導致工資增速落後於勞動生產率增速、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 　　很少有國家出現這種人口紅利期與城鄉轉移期的重叠。其他國家比如日本和韓國都是城鄉勞動力轉移基本完成（城鎮化率達到70%）以後才出現人口紅利。中國人口紅利與城鄉勞動力轉移叠加的獨特狀況不僅在大幅提升勞動生產率的同時壓低了工資，而且使得一些不利於消費擴張的體制因素和政策安排變得“可持續”，為企業和政府部門擠壓居民部門提供了空間。 　　企業對居民部門擠壓的一個體現是企業的儲蓄率和投資上升。中國企業治理結構不健全和金融壓抑，造成企業向居民部門分紅不足，居民向企業提供低成本的資金卻不能有效分享企業收益。 　　企業可支配收入的快速上升刺激了投資，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就業擴張，但大量的勞動力供給壓制了工資上升的幅度。沒有勞動力的充分供給，企業的高投資必然導致工資快速上升，利潤率收縮，最終企業的高儲蓄、高投資也不可持續。 　　政府對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的擠壓表現在兩個方面。稅收增長顯著超過經濟增速，但政府對居民部門的轉移支付不足，壓制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長。同時，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造成政府在支出上偏重投資，而公共服務支出增長慢。 　　一個結果是政府儲蓄率（政府儲蓄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1999年的15%上升至2008年的39%。政府支出重投資、輕公共服務和轉移支付，也影響居民的儲蓄率。國際對比顯示，政府轉移支付尤其是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比重較低的國家，相應的居民儲蓄率也較高。 　　政府對居民部門消費的擠壓有體制、政策設計的因素，但和人口結構也有一定的關係。人口紅利和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提高了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投資率上升有其合理性，而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需要扮演關鍵的角色。但這裡面有一個是否適度的問題，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將其未來的產出效率與居民放棄的當下消費造成的損失相比，不一定體現最有效的資源配置。 　　在企業和政府部門對居民部門收入擠壓的同時，居民部門內部貧富差距也在拉大。2002年，城鎮最高收入戶的人均收入是農村低收入戶的人均收入的13倍，2010年上升到16倍。由於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較低，收入分配和財富差距的擴大降低了全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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