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

中東轉型之難與帝國宿命

http://www.CRNTT.com   2013-09-13 11:21:16

中東地區的政治基因可以追溯到奧斯曼帝國時代，遙想7世紀默罕默德在今天的沙特地區傳教，阿拉伯人在沙漠內部遽然興起，成為改變世界歷史的一股風暴。阿拉伯人成為歷史的創造者，但是阿拉伯帝國的權力重心一直北移，從阿拉伯半島到敘利亞，而奧斯曼帝國雖然信奉伊斯蘭教，卻是突厥人建立的。隨著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奧斯曼帝國的權力重心越過了黑海海峽。在這種權力的轉換之中，今天廣大的中東地區就成為奧斯曼帝國的邊緣地帶。 　　奧斯曼帝國蘇丹會委派總督統轄這些邊緣省份，但是權力的邊際效應迅速衰竭，“天高皇帝遠”，從突尼斯到阿拉伯，當地貴族成為實際的統治者；更為重要的是，中東地區存在著宗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教派（遜尼派與什葉派），人種（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的分野，這些斷層綫在“大一統”帝國之下都被掩蓋起來了。對於帝國統治者來說，只要能夠繳稅，不造反叛亂就可以了，沒有必要劃分清晰的身份邊界。 　　當奧斯曼帝國成為“近東”的時候，歐洲殖民者已經廣泛滲透到此地。1798年拿破侖率領大軍侵入埃及，奧斯曼帝國的邊緣地帶就進入了漫長的轉型期。民族主義思潮瓦解了帝國邊緣的模糊狀態，政治身份需要明晰化，無論帝國核心的土耳其人還是邊緣地帶的埃及人、阿拉伯人，都在尋求自己的身份標簽。“斷層綫”成為新的政治認同的基礎，奧斯曼帝國在一戰之前已經名存實亡， 隨著一戰的硝煙而灰飛煙滅。 　　奧斯曼帝國崩潰之後，中東地區移植了主權國家的構造，但是帝國邊緣的廢墟上，幾乎沒有現代主權國家生長的土壤。如經濟學家諾斯所說，任何制度都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約束，國家是一種法律意義上的制度，但是在人類學意義上規範與國家的構造很難契合。帝國邊緣上多重斷層綫是中東地區的歷史基因，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對“路徑的依賴”。依靠血緣、教派以及暴力工具為紐帶的人格化交易網絡侵蝕了主權國家，無論納賽爾、薩達特還是阿薩德父子，都是依靠暴力建立起“盜匪國家”的裝置。獨裁者以恐嚇與暴力維持了秩序，如同拉美國家一樣，剛性穩定、廣泛的尋租、低效的增長等等。 　　任何制度都是信念的外化，而隨著存量知識和人口的增加，互聯網技術與青年人劇增，改變了既有的制度矩陣。人們對獨裁之下的秩序失去了信心，增量改革的道路被堵死。於是，革命性變革成為精英階層的信念，制度崩解，從有序到無序，由於缺少憲政秩序的歷史遺產，革命動蕩之後的埃及和敘利亞找不到軟著陸的點，如同阿倫特所說，權力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一次對暴力的公開邀請。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