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頁 ->> 台灣論衡 】 【打 印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 
鄭永年:中國不改革的政治風險

http://www.CRNTT.com   2014-07-01 09:25:36  


 
  不過,事物都會有多個方面。反腐敗必然對改革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在各級幹部官員當中,現在有一些人心裡不定,擔心自己會不會出事情。於是,他們就採取“靜觀其變”的態度,“不動”比“動”要好。這很容易理解。改革就表明要“動”,而“動”必然會觸及到身邊的各種利益關係,那些利益受到改革影響的人會有抵觸,經常會去揭改革者的老底,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整材料”。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選擇了“不動”。

  同時,在反腐敗的同時,各級政府也在建立一些預防腐敗的機制。反腐敗本身不是目標,目標在於建立清廉政府。如何建立清廉政府?總體上,一個普遍的共識就是通過把“把權力關在籠子裡”。為了建立清廉政府,一些省份率先進行制度改革試點。例如,個別省份就已經開始進行權力的“負面清單”,明確規定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幹部官員不能做什麼。例如規定,省主要領導人不管財政、人事、項目等等大權,因為從以往的經驗看,正是這些方面的大權沒有受到限制,導致了地方官員尤其是“一把手”的腐敗。

無所作為是最大的腐敗

  這樣做具有足夠的政治理性。但是“負面清單”的做法和改革往往是相矛盾的。如果“負面清單”過長,領導人就不知道該做什麼了。改革是要辦事的,沒有人辦事,任何改革就不可能。實際上,主要領導人通過“不辦事”的方法來實現清廉,這又會是變相的腐敗,甚至是更大的腐敗。很簡單,主要領導崗位是中國政治生活中最為稀缺的資源,站在領導崗位而無所作為,就是最大的腐敗。再者,靠不辦事來求得清廉,並不算有本事,真正的本事就是又辦事,也清廉。

  第四,“不改革”的風險也來自於改革的主體沒有明確起來。現在總的趨勢是,中央政府已經變成了改革的主體,而其他則是改革的對象。其實不然。單就經濟改革來說,中央政府是改革的頂層設計者,同時有很多領域的改革,中央政府也是改革的主體,例如財政、收稅、貨幣、土地政策等等。但在大部分領域,尤其是地方、企業和社會層面的改革,中央政府並非是改革的主體,改革的主體是地方、企業和社會。

  現在中央政府動起來了,但地方、企業和社會仍然無動於衷。於是,有關方面在大力呼籲要宣講改革。不過,改革不需要做很多宣講,要很多宣講的改革就很難做好,甚至失敗。要宣講表明改革者並沒有找到改革的主體,或者並沒有為改革的主體找到足夠的動力。1980年代農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1990年代的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改革,當時中央政府並沒有什麼宣講,地方、企業和社會各方面自己就早已經動起來了,中央政府只順勢推舟。如果改革具有足夠的自下而上的動力,中央政府就會處於一個比較主動的地位。

  中央政府並非一定要接受各種自下而上的改革,而是可以根據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利益,或者接受和支持某一種改革,或者拒絕和否決某一種改革。但如果自上而下的改革遭到自下而上的抵制,中央政府就會處於一個比較被動的局面。不過,中國也有自上而下的集權式改革的成功經驗。最典型的就是1990年代的“分稅制”改革和中央銀行制度改革。照理說,這樣的改革很困難,因為要把財權和金融權從地方集中到中央來。但當時的改革者採用有效的策略,主要是政治權力、行政權力和利益重新分配之間的有效協調,結果也成功了。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