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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中：中國和平崛起台灣功能重要

http://www.CRNTT.com   2014-09-01 00:43:51

中國哲學宗教色彩淡薄，而倫理準則滲透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這一特質引起歐洲思想家的廣泛注意。法國啟蒙學者霍爾巴赫（Baron d'Holbach, 1723—1789）認為，“倫理與政治是相互關聯的，二者不可分離，否則便會出現危險”。而在世界上，“把政治和倫理道德緊緊相聯的國家只有中國”。（霍爾巴赫：《社會體系》，第174頁）。德國哲人萊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 1646-1716）也說道：“如果請一個聰明人當裁判員，而他所裁判的不是女神的美，而是民族的善，那麼我相信，他會把金蘋果送給中國人的。就我們的目前情況而論，道德的敗壞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因此，我幾乎覺得需要請中國的傳教士來到這裡，把自然神教的目的與實踐教給我們，正如我們給他們派了教士去傳授啟示的神學那樣”。 　　這些西方先哲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頌揚，逐漸淹沒在西方的船堅炮利中。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結合，讓西方人的基督教價值信仰成為強者的哲學、勇者的論述、唯一的真理。當中國開始衰弱並成為列強的次殖民地後，中國的哲學思想也就成為落後的代名詞，甚而成為衰敗的代罪羔羊。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少數文學菁英讚揚中國文化所倡導的“兼愛”與“非攻”，但是在那個帝國主義的年代，即使是中國人，也有不少人將中華文化視為腐朽的象徵。 　　中國從來沒有成為世界的帝國，這代表著中華文化也沒有成為全球的話語或價值信仰。嚴格來說，中華文化的話語體系從來沒有真正地走出大洋，而僅停留在儒家文明的東亞體系。在那個“天下觀”的時代，中華文化的話語權沒有受到異族的挑戰，但是隨著西方的強大，由於器物文明的落後，中國體制不僅成為落後的象徵，中華文化的優越性也遭到否定。 　　近三百年間，西方的知識價值體系，成為西方器物文明優越的附加價值。西方大國的崛起，其背後的本質思維幾乎一致，從文明的角度來看，它們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正義與邪惡”的二元世界、“物競天擇”進化論下的“適者生存”強者哲學以及資本主義“資源掠奪”等的組合。“以鄰為壑”是它們崛起時處理周邊區域的態度，它們所制定的“制度”、“法律”是強者要求弱者必須遵行的規範，“弱肉強食”是國際的遊戲規則。霸權要維持他們的霸業，必須要創造出可以讓世界接受的價值與話語體系，不論是“民主和平論”、“貿易和平論”、“霸權穩定論”，看似為追求世界和平與穩定的理論，惟其本質卻更像是霸權為了要維護其霸業所建構出來的論述。 　　“基督教文明”的善惡二元論、“物競天擇”的強者哲學、“資本主義”的擴張正當論構成了西方文明話語體系的重要內涵。隨著器物文明的強大，西方可以界定甚麼是“善的價值體系”，西方可以詮釋甚麼是“帝國”、“文明”、“正義”、“民主”、及“和平”。歷史上西方文明的擴張，伴隨的並不是和平，而是衝突與戰爭。勝者崛起，敗者讓位。曾經是霸權國家的強權，內部有宗教、階級、族群問題，它們也都企圖用擴張來掠奪資源進而解決其內部的矛盾。 　　一直到今天，西方的文明話語仍然主導著世界，但是西方的文明話語仍然沒有給世界帶來和平。在西方文明爭霸的數百年間，中國傳統的天下秩序觀受到西方西伐利亞國際法主權觀的挑戰，中國傳統的義理觀受到西方的利益觀挑戰，中國傳統的和平觀受到西方權力政治觀的挑戰，中國傳統的社群觀受到西方個人主義的挑戰，甚而中國傳統的幸福觀都遭遇到西方價值觀的挑戰。 　　中國大陸目前的力量已經提升，但是不希望看到中國大陸的崛起仍然是順著西方強權崛起的老路，中國的崛起不應該是個霸權的崛起，而是中華文化與價值的再現。我們希望中國的崛起是一個面對西方文明價值體系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後再融合了中華文化的另一種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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