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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政治中的“群眾路線”

http://www.CRNTT.com   2014-11-04 09:22:59  


 
  另一個觀念就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行政吸納政治”。這個概念主要用於解釋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行政經驗,因為政府能夠提供充分的社會服務,就不需通過西方那樣的政治了。這實在是誤解。香港在港英時期不需要政治,因為香港的政治由倫敦說了算,香港人毫無權利去談論、參與政治,香港的公務系統只是執行英國人的政治意志。在新加坡,儘管行政效率非常高,但其背後就是政治。李光耀之所以能夠對國家進行有效治理,是因為他是最講政治的。只不過是新加坡的政治主要表現為制度和專業主義。新加坡的很多組織形式,都有當時共產黨組織的影子,只不過表現為法治形式。因此,群眾路線在新加坡高度制度化,部長和議員每周定期要接見和解決選民所面臨的問題。在民主政治下,只有到了選舉的時候,政治人物為了選票,才開始和社會接觸。但新加坡的執政黨和群眾的互動是每時每刻的。當然,加坡的群眾路線體現在政治、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效率最高,也不能吸納政治;相反,高效率的行政,必須基於有效的政治之上。

  同樣重要的是群眾路線的制度體現。這更是一個系統工程,中國仍然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既要專業化也要講政治

  首先是群眾路線必須在制度上體現黨的性質。中共是中國政治的核心,黨管政治,因此黨應當是聯繫群眾的工具,必須是群眾中間先進的部分,否則執政黨的合法性就會成為大問題。如果說民主社會,政治官員的合法性是民眾的投票“投”出來的,中國政治官員的合法性,應當是走群眾路線“走”出來的。這方面,中共在錄用政治官員時,需要考慮到群眾自下而上的評估(而非僅是黨內的評估),並且需要制度化。1980年代提出幹部“四化”,即革命、年輕、知識和專業化。從制度層面來說,後三項比較容易量化,實踐上也得到了強調,但第一項最重要的卻被忽視。當然,在建設年代,對“革命化”應當做不一樣的解釋,主要是幹部要懂政治,也就是群眾路線,深刻理解他們的權力來自群眾,要向群眾負責。政治官員沒有專業化和知識化不行,但不講政治也不行。

  與之相關的問題,就是政治和行政的相對分離。政治強調路線方向,講人民的滿意和國家的長遠利益,而行政強調政策執行,講效率。在行政方面,專業主義非常重要。這一塊,現在仍然存在著政治化過度的現象,需要減少政治化的程度。司法、教育、文化等等領域的政治性仍然過度,而專業主義不夠。但在政治領域(主要是黨務領域),則應當要更多的扁平化。不僅要在黨的高層和基層之間,也要在黨的高層和普通群眾之間建立有機的聯繫。表現在組織構架上,就需要把政治系統和行政系統區分開來;表現在人事制度上,應當把培養政治人才和官僚人才(公務員)的制度區分開來。目前用培養官僚的辦法來培養黨的官員,很難培養出好的幹部來。

  在政策層面,群眾路線要求政策研究和決策的相對分離。現在,政策研究和決策部門幾乎是同一批人。黨的政策研究必須走向社會,研究者不需要任何行政或黨內的級別。一旦具有了級別,就很難了解到真實的情況。走出衙門,研究者都被社會視為官員(他們實際上就是官員),沒有人會給他們講真話;同時,高級別的官員也很難接觸到基層群眾。

  在政黨內部,也需要實現精英化和群眾化之間的平衡。在和平執政時期,政黨的精英化不可避免,也就是列寧所說的“先鋒隊”的角色,但群眾化也不可被忽視。對中共來說,問題是如何使用好龐大的黨員隊伍,尤其在基層。這裡可能就要區分幹部黨員和普通黨員。在新加坡,幹部黨員(也就是精英)一般都是在政府擔任政治要職,而基層黨員或者普通黨員,就是執政黨和社會的關聯點,兩者配合和結合得非常好。中國這方面仍然有很多改善的空間,尤其是對普通黨員的使用上。在現行體制下,大量的普通黨員是被邊緣化的,沒有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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