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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改寫國際體系變革方式

http://www.CRNTT.com   2015-04-03 10:48:20

中評社北京4月3日訊／幾乎所有的評論家都認為亞投行是國際關係的里程碑，在世界政治中有分水嶺性質的作用。不僅如此，在我看來，亞投行還有更為深遠的世界政治意義，那就是改寫了國際體系的變革方式。 　　近代以來國際體系的形成和變革，基本上都擺脫不了“修昔底德陷阱”：霸權國與挑戰者強強為敵而導致戰爭，戰爭或競爭失敗而導致秩序塌方後重組。從確定近代國際體系起點的威斯特法利亞體系，到拿破侖戰爭之後維持歐洲國家間均勢的維也納體系，再到二戰後大國主導的聯合國體系，甚至冷戰後的美國單級霸權體系，莫不是對先前秩序的毀滅性破壞後的重組，是典型的制度突變，重組後的國際體系莫不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國際制度。 　　亞投行改寫了國際體系變革的方式。第一，化蛹為蝶式的蛻變。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是在維持並尊重既定國際秩序的前提下、在既定的國際秩序內脫胎而來的新力量。如前，300年來的國際體系流行的是“強權即公理”的叢林規則。中國的崛起以及其發揮作用的方式完全不同於西方人所熟悉的通例，雖是美國壓力下不得已的產物，也是一種水到渠成的結果，因此亞投行也可以看成是“和平崛起”戰略所結出的喜人果實。 　　第二，第一次由亞洲人主導的國際體系變革。近代以來，日本努力參與甚至主導國際秩序，發動戰爭終以失敗收場。亞洲開發銀行不算日本主導，背後還有美國。亞洲人從未在國際體系建設中發揮過主導性作用。如今情況變了，國際關係理論應得到修正。流行的國際關係理論幾乎都是根據西方國際關係史的量身定做，是一套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這次，“七國集團”的小兄弟們紛紛擠進亞投行創始國之列，這種改寫歷史的行為也必將改寫國際關係理論。 　　第三，超越意識形態。從維也納體系之後，西方優勢形成了文化上對其他地區的偏見和歧視，而冷戰則是典型的意識形態戰爭，將過去100多年積習而成的文化偏見制度化。為此，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甚至包括亞洲開放銀行，其援助均帶有意識形態條款，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政體因此被改變，但並沒有變得更好。與意識形態規則不同，亞投行按發展的需要原則進行投資，按照“命運共同體”的觀念去援建。對此，中國人視其是對既定國際制度的補充，而美國人認為是對其觀念化規則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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