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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台網絡化個人主義的影響

http://www.CRNTT.com   2021-09-05 00:04:02

網絡媒體用戶普遍化推動政黨強化構建社群網絡，開啟網絡媒體領域的“選民爭奪戰”。“2017年台灣人每天平均花7小時49分上網，2小時3分鐘在社交媒體上，是兩岸三地之最。台灣 2017 年的活躍社群使用者共有1900 萬人，占了全台人數的82.6%。其中，有1800萬人習慣用手機上社群媒體，手機社群媒體滲透率達到78%，排名全球第7。”〔8〕可見網絡社群媒體對台灣民眾的重要性，同時因其高參與度的情況促使政黨開啟對網絡社群媒體的強化措施，以便於獲得更多的選民支持。為了激發個體的能動性，培育個體的政黨偏好，台灣地區的社群媒體功能擴展被提上日程。各黨派以網絡直播、專屬APP、“臉書”、“油管”平台等等途徑擴大與選民的交往互動，整合觀察選民意見，培育網軍引導輿論方向。 　　網絡社區的構建提升了網絡政治傳播的互動性。台灣學者柯一青指出，“社區(community) 是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 的一環，並不單單指的是村里，更不以集合住宅為單元，應該屬於人心理互動的一種組織，並無固定的範圍與界限”〔9〕。網絡社區建設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可依據區域內個體的自我特性為其自動匹配出適合群組，也成為集會召集的重要平台。台灣通過構建社區文化認同來強化社區參與者的主體性，從現實幫扶發展至網絡聯結，意在把社區人員之間產生的聯繫與社區整體意識相融合，產生區域共識。網絡社區的構建可快速高效地聯結社區個人力量。眾人皆知的“太陽花學運”及“反課綱運動”之所以可快速集結大量人員，不可忽視社區網絡和各大社交媒體的集結作用，發起者通過各種社交平台聯動、協作，最後形成“無組織的組織”。此時的網絡化個人主義達到高潮，個人的政治關注度和參與度得到明顯提升。 　　三、台灣網絡化個人主義影響兩岸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具體體現 　　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需要兩岸以一致的身份認同 、明確的共同利益和有效的制度規範為支撐，網絡化個人主義在台灣的發展映射出台灣島內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的變化，這些變化影響著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一）台灣民眾的“台灣主體意識”和身份認同差異在網絡政治傳播中被強化 　　身份認同對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意義非凡，網絡化個人主義一方面為多元理念的碰撞提供了平台，一方面成為台當局通過網絡塑造“台灣主體意識”、強化“台灣人”身份的工具。社會認同理論認為“群際區分提升自尊”，“台灣人”的自尊是通過與“中國人”的社會比較而實現的。〔10〕國民黨退台後，台灣走的是與大陸完全不同的政治發展之路。台灣整體傾向將實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國家和地區視為“自我”或“我群”，而把與西方民主不同的制度稱為“非民主制度”，一律視為“非我”或“他群”。〔11〕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便是“他群”之一。早期國民黨的“反共”教育以及與台灣經濟“四小龍之一”的光輝歲月的對比令民眾對大陸帶有偏見和刻板的印象，認為台灣比“一黨專政”的大陸各方面都要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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