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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陪都重慶：一些曾被忽略的側面

http://www.CRNTT.com   2014-01-18 11:17:33

【吃在陪都：物價飛漲，難以為繼】  　　在戰時陪都，食物的獲取也十分不易，吃的條件有限。顧維鈞提到嘉陵賓館1942年10月份的一次宴會：“在嘉陵賓館我出席了孔祥熙博士及行政院的人士為國民參政員舉辦的宴會。我們吃了一頓既經濟又富於營養的飯。每人一個盤子，盛著三樣東西：肉、蔬菜和米飯。豆漿是唯一的飲料。另外還有一碗湯、一碟甜食，主要是些水果。”（《顧維鈞回憶錄》）  　　在陪都，馮玉祥還常常請人吃飯，被請者包括左右中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日記中隔數日即有此類記載，但所用食材似較為儉省，因此他曾對蘇聯大使宴客食物之豐盛稱羨不已：晚7點30分，“蘇聯大使請吃飯，真是煙酒充足，菜又豐富。咱們請他吃飯，也不過是饅頭、豆包、稀飯，菜不過幾盤。今日看到他的一切這麼豐富，我有點面子上過不去的樣子。可是他請我是他全國的錢，我請他吃飯是我自己的錢……”  　　而他自己及一次孔祥熙的請客亦是如此：某晚7點，“警報解除了，庸之先生請吃飯到行政院，菜也很簡便”。另一次“散會後聚餐，每人一碗大鍋菜和饅頭，別的也沒有什麼。”（《馮玉祥日記》第5册）在重慶，馮玉祥與蘇聯、中共及左翼人士往來甚密，中共有時碰到某些難題也會請他出面解決，他在各種場合都反覆強調“精誠團結，抗日救國”。1940年4月16日，中共的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秦邦憲等到他處拜訪，他即批評了國民黨內搞摩擦的人，中共方面則向他“表示信仰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擁護蔣委員長，精誠團結。”他聽了很高興，將此轉告了國民黨搞黨務的馬超俊。（《馮玉祥日記》第5册，1940年4月16、17日）中共對馮玉祥的統戰工作頗具成效，他身邊親近的人中，有些還是中共地下人員。  　　這期間，馮玉祥時有資助鄉間鄰裡的貧困之人，從幾十到數百元不等，但有些開支則能省就省：“報載馬相伯先生逝世，本來想發電報吊唁，並安慰其家屬，可是沒發電報，發了一封快信，因為什麼呢？電報每一個字須6元，要是有50個字就得300元，因為我是窮小子，所以沒發電報。”（《馮玉祥日記》第5册，1939年11月6日）  　　1942年，搬遷到重慶的上海交通大學分校，學生“吃飯靠貸金。八個人一桌，有桌無凳，站著吃。飯是‘八寶飯’：黴米、老鼠屎、沙子，不一而足。有一位同學用早餐時從稀飯桶裡撈出來一條蜈蚣。菜是牛皮菜、藤藤菜、萵笋葉子之類，有一點榨菜。月底如有結餘，有一點肉，稱為‘打牙祭’。夥食由學生管理。夥食委員會每月改選一次，選出主席、總采買和總保管。每天的採購和保管由同學輪流擔任。我替剛從淪陷區來的同學寫申請貸金的‘呈文’……呈文送上去，沒有不批准的。”（《從孤島到陪都——抗戰時期流亡學生的回憶》，《近代史資料》總117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一些流亡大學生因饑餓難耐，竟淪落至與乞丐無異：“昆明梅校長來渝，曾雲聯大學生竟有進入酒館，俟客人散走，即群集取吃剩餘菜食者。”〔《太虛空裡一游塵：浦薛鳳回憶錄（中）》〕 　　湖北軍政界元老、戰時任軍委會軍法執行總監的何成濬記載，1944年1月27日，“近數日物價又漲，米每老鬥已超過七百五十元，其他各物大略相同”。1945年3月11日，“簡若素來寓……述成都物價之高漲，為人意想所不及，公教人員皆有朝不保夕之勢”。（《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下册）何並在日記中多次提到，只要是奉公守法的公務員，誰的日子都不會好過，有的甚至被迫自殺。4月18日，“今日中央通訊社發出之參考消息，有南鄭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楊丕烈投井自殺一事雲：楊家有妻一子女五，在法界任事多年，近以物價高漲，所入恒不能飽腹，房主又逼令遷居，陷入絕境，乃以一死了之……吾意楊必系一廉吏，否則枉法受賄，生活自可維持也，殊為國家惜之”。（《何成將軍戰時日記》下册）  　　過去我們熟知的一種說法是，國民黨在抗戰中是“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前、後方恰成鮮明對照。從上述情況看，似也未必盡然，後方“吃緊”的也實在不少，甚至包括許多中高級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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