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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來》的文化失憶症

http://www.CRNTT.com   2014-06-13 12:18:40

無法忘卻的記憶 　　根據影片中的說法，馮婉瑜患上的是心因性失憶症，由於遭受某種刺激而喪失記憶。而馮婉瑜與其說完全失去記憶，不如說是一種有選擇性的記憶。相比她無法辨識已經歸來的陸焉識，卻對女兒仇恨父親、給陸焉識說情而遭受方師傅毒打等情景銘刻在心，也就是說，雖然“文革”早已結束，但馮婉瑜依然生活在陸焉識被迫害和仇恨的歷史記憶中。在這個意義上，馮婉瑜失憶恰好不是因為遺忘、健忘，而是有一些無法忘卻的記憶讓她難以釋懷。這種刻骨銘心的記憶對於馮婉瑜來說，就是右派陸焉識的受難史，這種知識分子在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中的遭遇的歷史，正是80年代以來敘述和反思那個時代的典型故事。 　　90年代之初，第五代“三劍客”陳凱歌、田壯壯、張藝謀分別拍攝了一部以現當代中國歷史為背景的影片《霸王別姬》、《藍風箏》和《活著》，這些由香港或海外資金聯合製作的影片在1993年、1994年的戛納、東京等電影節上都拿到國際大獎。其中建國後那個時代是這些電影最為重要的歷史段落，而對於這個時代的敘述無一例外都是右派、好人、幹部被迫害、家破人亡的歷史。劇中人不是歷史的旁觀者、小人物，就是被動的受害者，面對20世紀不同時期上演的一幕幕歷史（呈現在影片中更像是一幕幕鬧劇），歷經磨難的人們把“活著”作為最大的正義。這已經成為主流文化想象那個時代的基本“常識”，因此，不管是小說《陸犯焉識》，還是電影《歸來》，無需鋪墊，也無需解釋，陳道明扮演的“陸犯”肯定是最有人格魅力的受難英雄，天然具有道德正義性。這種對於那個時代的敘述在揭開歷史的舊傷疤的同時，是為了凝聚新時期以來改革開放的共識，以至於形成一種新的“憶苦思甜”。 　　這種“憶苦思甜”在90年代社會轉型時期發揮著重要的功能，就是讓人們對激進的市場化改革中產生的社會危機“視而不見”，這也正是90年代中後期流行的《思痛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等右派暢銷書的文化心理基礎。不論社會轉型的陣痛有多大，走出舊體制的噩夢才是“人間正道”。近些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這種“憶苦思甜”式的文化記憶又發生了新變化，出現了一種與苦難歷史和解的文化想象。2007年，馮小剛拍攝的電影 《集結號》講述了給歷史中遭受委屈的英雄恢復名譽的故事，曾經被遺忘的犧牲者總會得到補償，或借影片海報中的話“每一個犧牲都是永垂不朽的”。2010年，同樣是馮小剛執導的《唐山大地震》則把“震後”30年的歷史處理為對1976年地震所造成的家庭破碎、母女心結的治愈，一家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時刻重逢。這些電影一方面暴露歷史所造成的精神創傷，另一方面呈現彌合創傷的過程。 　　與這種對歷史創傷的文化治愈相似但略有不同的是，張藝謀從《山楂樹之戀》（2010年）開始採取一種新的重述歷史或拯救歷史的方式。這部改編自網絡文學的《山楂樹之戀》把繼承革命意志的小說重寫為一曲最乾淨、最純潔的青春戀曲，正如片中的女中學生下鄉體驗生活、編寫新教材，她與老三的愛情取代了山楂樹所象徵的革命歷史中的犧牲與血污。這種無法被遺忘的曠世之戀有效地把曾經異質性的、病態的“文革”時代純潔化，變成與當下時代沒有本質差異的空間。同樣的愛情邏輯在《歸來》中也成為重要的情感支撐。從馮婉瑜對陸焉識的信言聽計從，到十幾年如一日堅持每月5日去車站接陸焉識，這種張藝謀電影中特有的“一根筋”背後是馮婉瑜對陸焉識如此深厚的愛，而陸焉識冒死偷跑回來最大的動因也是為了看馮婉瑜一眼。這部用4K數字高清攝影機拍攝的影片，擅長捕捉相濡以沫的細膩情感，不管歷史發生何種轉變，唯一不變的就是兩人“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守候。 　　這種純潔的至愛成為跨越“文革”時代與新時期等不同時代的文化策略。值得追問的是，這種痛徹肺腑的愛為何最終無法化解馮婉瑜內心的鬱結呢？這恐怕與去歷史化的歷史書寫建立在對歷史的刻意拒絕和規避上有關，使得這部看似涉及“歷史”的電影卻像患上了一種文化失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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