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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躍剛：中國革命與中國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09-04-10 08:23:09

1987年當時我們就發現了這一點。當時新聞媒體跟學界有呼應，就是進行社會啓蒙。八十年代新聞媒體人的構成大致是四部分人：老報人，老大學生，社會三教九流，應届大學生，大多數是文革的過來人。本人就屬于三教九流，進報社時也沒有學歷。我在中青報經濟部，主任是任建新的女兒任紅，她是海澱區剃頭出身，沒學歷。我們的同事中有北京清潔隊掃大街的，北京景泰藍廠的工人。現任總編輯是門頭溝的“煤黑子”。他們絕大部分是自學成才。他們有豐富的社會經驗。他們根據經驗，根據樸素的感情和常識，根據對中國社會的基本瞭解，自動承擔了所謂的“社會使命”，80年代而言，就是鼓吹改革，支持改革，進行社會變革啓蒙。他們認爲，改革本身自有價值，改革具有社會進步的象徵意義，社會進步好的方面都在改革的旗幟全部打包，全部集合。  　　但是進入80年代中期以後，回頭看中國的改革路徑和與中國歷史的關係，我們會發現事情沒那麽簡單。我們發現，改革本身幷沒有給改革提供全部的合法性。這是在80年代，1987、1988年，我們在內部已經有討論了。無論是改革政策，或者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果，不是執政黨創造的，也不是知識分子創造的，而是每一個普通農民的生活所迫的創造，這些生存與發展的要求只不過是被政策化了，只不過被承認了。承認什麽呢？承認我讓你餓肚子是不對的，承認壓制你想辦法解决餓肚子的問題是不對的，所以才有了所謂的改革。道理就這麽簡單。而且，我們發現，中國改革是新潮舊軌，仍然沒有擺脫政治運動的慣性，改革的方法仍然是我們所熟悉的搞運動那一套，樹典型，黑白分明，大轟大嗡。實際上從改革的內容到方法，80年代後期已經有了全面的反省，與此同時，一些比較自覺的記者和編輯開始徹底拋弃宣傳的形象和調子，進行專業化轉型，就是由主動的啓蒙者和改革使命擔當者回歸到新聞本體的專業化轉型。當然幷不徹底，由于六四停止了，90年代中期重新開始。  　　我們再往前走，發現包産到戶在中國到目前爲止，或者說中國改革說得最響亮最成功的農村改革這一塊，是一個半拉子，如同中國革命，農村改革也是一鍋夾生飯。爲什麽呢？我們從九十年代興起的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可以看到農村改革的性質和它的後果。因爲圈地運動看起來好像是加速城市化，加速城鎮化，但是在圈地的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農民這個利益主體談判能力極弱，往往處于一種極端的劣勢，其土地利益訴求只有象徵性的意義。而另外一方——國家加上開發商却極其强大。大規模的圈地運動一直持續到了今天。我把它稱作1949年以來“第二輪原始積累時期”。第一輪我把它界界定在統購統銷70年代末。有統計，到1982或1983年，全民所有制企業固定資産的總額，與從農民那裏壓榨來的剪刀差總值相等，大概是六千億。這是一個很嚇人的尸骨累累的數字。  　　統購統銷以後對農民肚子的定量是三百多斤，只能半飽，叫做“半飽經濟”。這是怎麽算的呢？姚依林1949——1966年曾經擔任過商業部、中共中央財貿部、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領導。大饑荒的時候，他向各地調過糧。最近再版了《姚依林百夕談》。《百夕談》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他講到六十年代跟江浙的農民算過一筆賬：一個農民的糧食應該在七百多斤，這是毛糧。七百多斤要喂牲口，幷且吃飽肚子，糧食應該在七百一十多斤。但是50年代開始，核定的糧食只有三百多斤，連人帶牲口只能吃三百多斤。這還是在正常年景，糧食到位，政策兌現的情况下。實際上，相當多數的地方三百多斤都吃不到。 　　張曙光（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主持人）：  　　毛澤東有一句很有名的話：“以不餓死人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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