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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學校友憶舊時學風

http://www.CRNTT.com   2012-08-12 09:31:26

從燕京生變成了北大生 　　張廣達的父親張錫彤是燕京大學唯一沒有出國留學資歷而升成教授者。張廣達回憶：“他對我的培育，使我較早知道怎麼寫論文、做研究。在日本占領北平時期，我還很小，他經常帶我進近代科學圖書館；在讀高中期間，假期回家，他就有意識地帶著我進燕京大學圖書館找材料，給我打下了檢索文獻的基礎。” 　　1949年，張廣達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次年轉入歷史系。當時，齊思和、聶崇岐、孫楷第、翁獨健等教授在系內任教，這讓張廣達不僅親承一流學者謦，也接受了他們培養出來的一批卓越老師的言傳身教。1952年，全國進行院系調整，按照蘇聯模式改造所有高等學府，北京大學從市內沙灘遷到西郊，以燕園為校區，燕京大學取消。張廣達1953年畢業時成了新北京大學歷史系的首屆畢業班學生。畢業後留校任教，張廣達趕上了因院系調整而大師雲集於燕園的歲月。 　　張廣達進入燕京大學時，還能感受到教會學校的味道：“趙紫宸當院長的宗教學院，還有一些團契在。我當年出於好奇，也參加過一些團契的聚會。燕京的三年，儘管它是在抗美援朝以後收歸國有的，把教會學校取消了，但是，我對西洋文化有些基本的概念，就是那之前兩年半留下的。俗話說，先入為主，確實，對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歐文化哪怕有一點粗淺的了解，再接受教條，往往有所存疑，不再容易原樣吸收了。” 　　張廣達很早就注意念外語，注意西洋史、中國史並重。燕京大學歷史系中，聶崇岐跟張廣達的父親張錫彤是好朋友，對他如何打好基本功有些課外指點。而翁獨健在燕大歷史系開了一門蒙古史課，後來由於運動就沒有接下去了。在講蒙古史的時候，翁獨健介紹蒙古研究的國際行情，他本人是在哈佛大學念的，跟在柯立夫的門下。所以他很早就介紹並推崇巴托爾德（V. V. Barthold）的書，就是張廣達和父親張錫彤翻譯的《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翁獨健是進步教授，言談沒有什麼顧忌，那時候又還沒有進行思想改造，知識分子還是比較自由，他說：“中國也得出一個巴托爾德。” 　　這時，燕京大學的校友王鐘翰已經成為教師。張廣達回憶：“王鐘翰先生開始教清史，因為他當時在燕大的貝公樓頂層的哈佛燕京學社有一個研究室，他在那兒念《清實錄》，很勤奮。他把研究《清實錄》的成果拿來給我們講，講清初的拜堂子等風俗習慣。他有時也把他的老師鄧之誠請來上堂課，所以我也聽過鄧之誠先生的幾次講課。鄧先生的兒子叫鄧珂、鄧瑞，是比我高兩班的和低一班的同學，有時我跟鄧珂、鄧瑞來往，也跟隨著他們去鄧先生家，坐在客廳裡面，跟著王劍英等研究院的師兄們一道聽聽老先生說這說那，他對掌故非常熟。” 　　張廣達記憶所及，大概是在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同時為了配合社會上的三反五反運動，在這些教會學校首先開展肅清美帝文化侵略影響的運動，為打倒美帝在燕京的代理人陸志韋、趙紫宸、張東蓀鋪平道路，進而引申為教授們向黨交心、思想改造運動，然後趁熱打鐵，進行院系調整。 　　1952年院系調整，張廣達從燕京的學生變成了北大的學生。當時的新北大在張廣達看來也頗為有趣：“老北大、燕京、清華合併到一起，各系的主力教授是名副其實的大牌教授，校園內簡直抬頭就是大師，哲學系、中文系、文學研究所、歷史系、外語系、經濟系等大師密度之大，今天頗難想象。那時候，中文、歷史集中在文史樓二層，西邊是中文系，東邊是我們系，擠在東頭角落裡的是圖書館系，圖書館系是小系，但那也都是劉國鈞、王重民等大牌教授任教。有意思，那時候北大擁擠著那麼多大牌教授，卻沒什麼人出來帶頭擁戴他們為大師，今天沒國學了，反倒雨後春笋般地遍地冒出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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