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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中國的一面鏡子

http://www.CRNTT.com   2013-08-11 09:29:27

再進一步說，種族和階級雖是不同的概念，但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和中國的階級鬥爭，無論在觀念上還是在具體實施上，卻都有相通之處。比如說，為納粹所推崇的血統論在文革初期的中國也曾猖獗一時：一九六六年夏天廣為流傳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明確地顯示了早期紅衛兵（俗稱“老兵”）作為“自來紅”的優越感以及他們對那些出身“黑五類”家庭的同學的蔑視。出身“紅五類”的不僅不許那些異類加入紅衛兵組織，而且稱他們為“狗崽子”，甚至對他們掄起了帶銅頭的軍用武裝帶。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北京大興、昌平慘案和一九六七年夏秋之交的湖南道縣慘案中，數以萬計無辜的人僅僅因為“成份不好”而被殺害；在道縣，有上百戶人家被滿門抄斬，連老人和嬰兒都沒有放過，只因為他們的血管里流著“黑五類”的血。儘管官方在媒體上從未公開支持過這幅對聯，而只是為當時熱衷於將對聯意識付諸實踐的“革命小將”叫好，但其階級路線（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及其具體實施（比如，家庭出身要查三代，一般只有所謂“根紅苗正”者可進入要害部門工作，而且如果他們想和“黑五類”結婚，黨組織都要出面“做工作”干涉的）恰恰就是文革初期流行的血統意識的淵源所在。 　 　　其實，納粹思想意識形態並非只講種族、血統而不講階級。“納粹”本來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縮寫，這一政黨的綱領包括反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而猶太人則被看作資產階級，尤其是金融資產階級的代表，其“劣根性”具有種族和階級雙重屬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納粹的種族理論得到了較為徹底的清算，而其階級理論卻被淡化，甚至遮蔽了。為什麼在“去納粹化”的過程中會出現這種情況，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總之，無論是種族主義、血統論，還是階級鬥爭學說，其要害說到底都在於否認人之為人的基本認同這一價值底線，否認人類一體理念的正當性，將共同體的人強行割裂為不共戴天、勢不兩立，你死我活（這是他們的文件和社論中常用的說法），不可共存的敵我兩類。一旦當政者將這類意識形態納入政策軌道，付諸實踐，便會導致國家犯罪，造成像納粹德國和中國文革時期那樣慘烈的大迫害。 　　三.記憶與反思 　　  　　災難如此相似。那麼，災難之後德國和中國民族反思過程是否也應該有相近之處，可以相互映照呢？ 　　　  　　二戰結束後，納粹德國主要戰犯的罪行在國際社會的干預和監督之下逐步得到清算，但是，為什麼在一九三三年以後的十二年里，德意志民族會落入納粹政治的陷阱，多數人成了希特勒的追隨者和崇拜者，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那場空前的人性災難，這個問題卻是要每一個德國人自己回答的問題。 　 　　在戰後十幾二十年中，沉默、否認、推卸罪責、以及有意無意地誇張戰時德國人對納粹政治的抵制，這在德國民眾中是普遍現象。但是，由於戰後的聯邦德國恢復了民主憲政，有了自由言論的空間，還是有不少人，尤其是一批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去納粹化”的進程中能夠暢所欲言，一再提出民族悔罪和復興德國古典人道主義和啟蒙主義的問題。就拿卡爾.雅斯貝爾斯來說吧，這位被阿倫特稱為“世界公民”、有深厚的心理學背景的哲學家在戰後發表了《德國罪感問題》、《哲學回憶錄》等一系列著作，從理性主義、人道主義、普世主義的角度深刻檢討納粹政治的心理因素及德國人作為民族和個人的罪感問題。 　 　　雅斯貝爾斯看到了反思極權政治的迫切性，同時又看到，對捲入納粹政治的一代人來說，這種反思是很艱難的。雅斯貝爾斯特別強調教育的重要性，把重建大學（包括教職人員的“去納粹化”）、培養新一代的國民與清算極權的影響、促成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新生密切聯繫起來。這就是為什麼作為新任海德堡大學校長的雅斯貝爾斯，在發表《德國罪感問題》的同一年，又寫了《大學的理念》一書，闡述他對大學目的與責任的看法。儘管德國人對納粹時代的反思起步艱難，但由於有民主體制對言論的保護，像雅斯貝爾斯這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的觀點，這種正義的聲音不僅使人們不能輕易忘記過去，而且促使德國政府和社會在戰後的新一代趨於成熟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終於能夠直面歷史，對納粹極權的罪惡作出真誠的悔悟和譴責。一九七九年關於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紀實系列片《大屠殺》問世，並引起強烈反響，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儘管文革時期中國對人性的摧殘與納粹德國有許多相似之處，文革後中國社會對極權時代人性災難的反思與戰後德國相比，不僅有很大差距，而且近年來竟呈倒退趨勢，甚至有集體失憶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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