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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中國的一面鏡子

http://www.CRNTT.com   2013-08-11 09:29:27

近期在香港出版的《血的神話》是又一部挽救文革記憶、揭示歷史真相的力作，它作所記錄的就是上文曾提到的、1967年夏秋之交發生在湖南道縣及周邊地區的大屠殺，無辜被殺者九千餘人。作者譚合成先生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冒著政治風險搜集了數百萬字的歷史檔案資料，採訪了幾乎所有同意接受採訪的當事人和受難者家屬，寫下五十萬字的巨著，可以說是字字血淚。從不為人寫序的楊繼繩先生被此書震動，視譚合成為講真話、求真理的同道者，破例為《血的神話》作序。序中引用了一句當年道縣慘案的凶手多年後對一位上面派來的處遺工作組負責人的話：“上頭叫我殺，我就殺。現在，上頭叫我殺你，我也會殺。”楊繼繩評論道：“這種專制土壤培育出來的愚昧而又野蠻的奴性，聞之令人魂飛魄散。這就是極權制度下的人性。”楊繼繩、王友琴、譚合成等學者都在不約而同地追問文革悲劇的具體的、歷史的、制度的原因。譚合成寫道：當年的凶手“與被殺者之間沒有什麼個人仇恨，然而是誰點燃了他們的心中仇恨之火？是誰打開了人的獸性之門？是誰發給他們刀槍，並賦予生殺大權？是誰灌輸給他們那麼多‘你死我活’的理論？” 　　同時，和《德國罪感問題》的作者雅斯貝爾斯一樣，他們也在思考中國人作為民族和個人的道德缺失問題，並召喚國人在對文革災難的自審和自醒中克服扭曲的人性，從而得到道德的新生。然而，與德國戰後的反思不同，中國眼下的現實卻是：真實的歷史淡出記憶，自審自省更無從談起時。譚合成寫道： 　　當時光進入到21世紀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越來越少地被人提及，電影、電視上偶爾出現的所謂“文革”鏡頭，也是如此粗淺和模式化，甚至成為某種搞笑的噱頭。須知那背後全部都是人命和鮮血！真的一點都不可笑。年輕一代連“貧下中農”、“四類分子”、“階級鬥爭”，這些三十年前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都搞不清楚了。把我在這篇歷史紀實中記錄的殺人理由講給他們聽，甚至可能被斥為“造謠”，筆者就親身碰到過這種事情。須知這些理由在當年剝奪一個人的自由和生命已經綽綽有餘了。今天的中國在建摩天大樓，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送衛星上天遨游太空，在快速地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快速地遺忘著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雙重墮落的深淵滑行。我們這個民族，曾在絕對權威的蠱惑下經過一場昏天黑地的自相殘殺，剛剛遍體鱗傷地爬起來，還沒有認真地治療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傷痛，認真地檢視一下殘殺的真正原因，又一窩蜂地擠上了不知終點的欲望之車，將殘存的一點道義、良知，乃至羞恥都踐踏得一幹二淨。三十年前的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整個國民性提供了長達十年的舞台空間，表演得足夠充分了，那既是一部血淚史，也是一筆重大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國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惡都可以從中找到源頭和腳注。然而，我們錯過了療治民族心靈創傷的最好時機，也就錯過了中華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復興的最好機會。 　　  　　與此同時，中國的新左派異軍突起，為文革唱贊歌，為薄熙來的文革式“重慶模式”叫好。他們中的某些學者，也將德國與中國相比較，卻刻意回避納粹德國與中國文革的相似。比如，張旭東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一書中講“德國故事”，論述德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普遍性話語”的歷史批判和對德國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捍衛與發揚，從康德一直講到納粹的桂冠法學家卡爾.施米特，並對後者的民主憲政批判尤為推崇。張旭東擔心在全球化時代中國人會全盤接受以英美政治和文化為代表的現代性話語，將英美的特殊性誤認為普遍性，以至於失去中國自身的文化主體性。他從正面講“德國故事”，希望國人能以此為示範，回答當下“我們今天怎樣做中國人”這個問題。 　 　　針對張旭東對中國民族文化自主性的憂慮及其德國文化情結，高全喜在〈文化政治與現代性問題之真偽—兼評張旭東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一文中中肯地批評張文以文化化約政治和經濟，以至於完全忽視甚至遮蔽中國現代性的最根本的問題，即建立民主憲政制度的問題，並指出，由於經濟、政治方面的條件，近二百年來，中國和德國都是不得已被裹挾進以英美為代表的現代性浪潮，並不斷在這一普遍化、全球化的進程中努力尋求並保持自己文化的主體性和獨立性、自己民族的精神與風範。 然而，更為要害的問題在於，張旭東以當下中國的文化認同問題為出發點，讚美德國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連續性，只談二戰之前的德國，對納粹政治卻語焉不詳，並回避了納粹時期的大災難，也回避了德國民族對災難的記憶和反思，更沒有看到中國文革時期的納粹陰影以及文革後在記憶和反思這個重大問題上中國與德國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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