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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一個老紅衛兵的自白

http://www.CRNTT.com   2013-12-29 10:55:22

《一百個人的十年》 作者：馮驥才 出版社:文聯出版社。圖為《一百個人的十年》書封 　　中評社北京12月29日訊／當代知名作家馮驥才著《一百個人的十年》，“以二十世紀歷史最沉重的筆墨，記載人類的兩大悲劇：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作者試圖普通中國人在“文革”中心靈歷程的真實記錄，顯現那場曠古未聞的劫難的真相。”以下《馮驥才：一個老紅衛兵的自白》即摘自本書。 馮驥才：一個老紅衛兵的自白 　　1966年20歲男S市某師範大學學生 　　來時候，幾個當年老紅衛兵說，你去把咱悶在心裡的話衝他說說吧！我找你不是懺悔來的。我感覺直到今天對我們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寫，我就敢說。當然，按你要求，我還要從自己的經歷講起。經歷本身就是一切。這麼說行嗎？ 　　我這個人我說的可能前後不銜接啊，我先簡單把“文革”前一兩年的情況說一說，因為這是基礎。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畢業生，那陣我考學的目標就是南大。我比較喜歡古典文學。可當時到處都在宣傳侯雋、邢燕子、董加耕（都是中學畢業後下鄉當農民的先進典型——編者）的事跡，處在“文革”前高潮的預演，上山下鄉的不是叫先鋒嗎。我這個人歷來就聽黨的話是吧，因為我從上小學一直受著正統的聽黨的話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親是個拉三輪的工人，我的母親是在農民家庭長大的，我的二姐還是由政府給找回來的呢。解放以前我這組姐就賣給這裡十大資本家劉襄九他們家，賣去之後我媽媽就去給他們當奶母啊。 　　要講這個還是一段故事啦，這個題外話啦就先不說啦。政府經過周折把我二姐找回來了，我對黨的感情就是很樸素呵，共產黨說什麼是什麼。可是，中間有個岔頭我記得特別清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時候哇，我當時上小學二年級，有一個女老師對我特別好。到了一九五七年了，她突然間就成了右派。當時我很小，但挺納悶兒，女老師挺好的嗎，怎麼成了右派了呢？從那陣子後我就隱隱地感到領導非常厲害，不能得罪他們，同時呢，也不應該得罪他們，他們就是黨呵。後來我偷偷地去看我們那個右派老師，她已經瘋啦。她姓嚴，教語文的老師。我記得當時那女老師還穿著旗袍，留著短髮，就像電影裡“五.四”時候那樣子。我到她家，她抱著我就哭，她說她真想喊，現在看起來呢，她當時成為右派無非就是直言不諱地提了些問題，可是從那以後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靈裡埋下了兩個根子，一個是上級領導了不得；另一個根子呢，就是，不能反對黨，黨是永遠正確的，黨是不可能出現錯誤的。後來上中學，就是一直聽黨的話，黨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一直到了七0年大學“畢業”分配。歷年來我在分配的志願書上，從來都不填什麼志願，就是堅決服從黨的分配。可是現在想起來就是誰聽了話誰倒活該倒黴，那些不聽話的現在鬧的還挺好……現在把話再接上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到春天、夏天之後，我突然間決定不考大學，上山下鄉。家裡當然反對嘍。還有個語文老師也不樂意。但她也得支持我呀。那個時候誰敢說不讓上山下鄉啊！那時形勢還不能不表態呀！不表態不就是反對麼！不樂意還得說樂意，特別贊成。我就到寶坻縣去了。一共去了七十一個人，那真正就是革命去的。在八一禮堂開的歡送會，市長歡送。到寶坻縣了，那兒正發大水，都是老百始把我們背過去的。一去，一進村一看根本跟想象的那個農村不是一個樣。不過去了還是很高興的。第一個月，第二個月，頭兩個月幹活，還有那種虔誠的革命勁頭鼓舞著，幹來幹去覺得枯燥了。最嚴重的就是吃不飽。因為下去之後給四十五斤糧食，十幾歲的青年啊，四十五斤糧食而且是任何副食沒有，光是棒子和麥子。後來麥子沒有了，就是棒子。等到了冬天的時候連棒子都不夠了，就把花生皮子推了摻著吃。說老實話，這點兒受不了。所以當我看了張賢亮那個《綠化樹》，講的挨餓那段情況，我覺得人真是一餓急了就什麼辦法都沒有啦。這個還沒有動搖我上山下鄉的紅心啦，糟糕的就是後來開始的四清。唉呀，我記得在一次下雨剛從地裡收了高梁回來——在寶坻縣收高梁，怎麼收啊，就是從水裡撈高梁。它這兩邊地呀，是溝，人下地的時候得從溝裡走，水那麼深，高梁從水裡冒出來二尺來高。怎麼收呢，兩個人拴根繩於，中間弄個杆，叫拉杆。一走，一拉，正好把高梁壓下去了，手裡拿個鐵片呢，叫把鐮，卡下來往胳膊上一放抱成一捆。我們這些不會幹活的呢就一捆一捆地背出去，很難走哇。高梁砍完都是一個茬一個茬的，就有點像越南布的那個竹雷陣什麼的，根本就不能踩。苦哇，累呀。一天我到村裡一個小學校去找一個老師借點書看看，一推門，唉呀，幾個幹部正在屋裡喝酒，這是在六四年，那時正在看《奪印》嘛（一部反映“農村資本主義複辟”的電影——編者），就這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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