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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香港基本法的成就與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8-02-14 00:04:05

其一，《基本法》取代《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成為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頒發於1843年4月5日，充當英國政府殖民管治香港的規範性文件，前者確立了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地位，後者規定了殖民政府的組織規範。相對於彼時封建專制的清朝律令，這兩份憲制性文件或許有其先進之處，但是它們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殖民主義的烙印：從頒發的主體來看，二者由英國女王頒發，未徵得香港居民的同意或諮詢香港居民的意願；從規定的內容來看，二者確立了集權的總督制，總督由英國女王任命英國人擔任，沒有任何民主可言；從修改的程序來看，英國國王隨時有權對二者作任何修改，沒有任何權力約束的概念。《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的制定和修改，均以英國的統治利益為依歸，不以香港人民的利益或意願為轉移。較之於前兩份憲制性文件，《基本法》不失為一份優秀的憲制性文件：《基本法》由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起草，期間充分諮詢了香港居民的意見，後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完全具備制憲的合法性；《基本法》確立了“司法獨立，行政與立法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的政治體制，又規定了香港居民的各種權利及自由，充分體現了權力約束和權利保障的核心要素；《基本法》的修改須經法定主體提出，諮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包含了民主和法治的基本元素；從外形上看，《基本法》也具有憲法文件的樣子，故常被人們通俗地稱之為香港“小憲法”。 　　其二，以新憲制秩序取代舊憲制秩序。不同於港英時代，香港特區的憲制性基礎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前者為設立特別行政區提供了直接憲法淵源和正當性，後者具體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運作章程；前者體現了國家主權即“一國”的維度，後者體現了高度自治即“兩制”的維度。基於《基本法》確立的新憲制秩序，香港特區產生了新的政府，自1997年7月1日至今，已產生五屆政府，歷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和林鄭月娥均為永久性香港居民，由香港本地選舉、經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產生。除此之外，新的憲制秩序規定了新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回歸之前，香港是隸屬於英國的殖民地；回歸之後，香港是直轄於中央的特區。在一個國家的框架下，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而在眾多自治權之中，最為獨特的是獨立的審判權和終審權：回歸之前，香港的終審權歸屬於英國的樞密院；回歸之後，香港的終審權屬於特區終審法院。《基本法》和《人權法案》構成了新的權利保障體系，特區法院據此作出了系列權利保障判決。此後，新的基本法法理學得以發展，這套法理學保留了普通法的精神，又具備某些大陸法的特質，體現了香港法治兼容並蓄的精神。 　　其三，保留普通法，承繼法治傳統。法治是香港的一張名片，也是香港社會穩定的關鍵，更是香港居民朗朗上口的最基本“核心價值”之一。但香港法制並非香港本土“自然生發”即內生的產物，而是英國殖民者強加於華人社會的統治工具，“法律移植”之初曾有許多“水土不服”的艱難時世，直至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才真正扎根於香港。出於對香港過往法治成就的讚賞和認同，《基本法》保留了香港的普通法：（1）保留香港的原有法律和司法體制：《基本法》第8條和第81條規定，香港的原有法律（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和原有司法體制，除與本法相抵觸或經立法會修改或因設立終審法院而產生變化外，予以保留；（2）授予特區法院審判權和終審權：《基本法》第19條、第80條、第82條規定，除法律限定的情形外，特區法院對香港特區所有案件均有審判權，終審法院行使香港特區的終審權；（3）明確司法獨立原則，保持普通法的開放性：《基本法》第82條、第84條和第85條規定，特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法院審判案件可參考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案件，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得益於《基本法》的上述規定，香港在回歸之後，得以保留普通法傳統，維持司法獨立，繼續踐行法治。事實上，回歸後的香港法治有進無退：根據世界銀行發佈的數據，香港的法治評分由1998年的80.4分提升至2015年的94.7分，香港的法治排名由1996年的60名開外躍升至2015年的第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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