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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反修例運動 顯示兩制融合難題

http://www.CRNTT.com   2019-08-17 00:13:00

第二階段為2019年6月，反修例運動巔峰階段，出現數十萬人的數次大遊行，釋放強烈的反對性民意，政府權衡利弊，決定無限期暫停修例並檢討政策錯失。第二階段的大遊行規模和人數創下香港回歸以來之最，對特區政府管治權的癱瘓效應放大到前所未有之程度。這種異常的政治景象完全超出了一般人對香港的認知和理解，我們看到了一幅“強社會、弱政府”的艱難管治場景。《聯邦黨人文集》的核心教誨之一就是，政府必須首先有權威和能力進行統治，才能提供民主善治的系列公共品。特區政府表面上是“行政主導”，實質面臨著“四座大山”即立法會拉布、能動主義司法覆核、過於保守的公務員體系及不斷激進化的社會運動之重重“圍困”而難以有效施政，這是“一國兩制”下香港本地管治的特殊制度困境，特首即便能力再強亦難以有效騰挪。此次運動之後，如何加強行政主導的制度保障也是應當研究的重要課題。 　　第三階段為2019年7月之後，以七一佔領立法會事件為標誌，反修例運動的基本訴求以政府暫停立法而得到回應，部分激進人士佔領立法會、癱瘓管治權的暴力行為早已超出運動原初指向，而異化為一種隱約指向國家、直接針對特區政府、嚴重衝擊“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勇武抗爭路線的新範式。這一新範式是香港民主運動的質變和災變，特區政府應當依法檢控和遏制，香港泛民主派應當主動切割以避免遭受奪權及侵蝕，維護香港民主政治的基本道德底線。第三階段應當是運動降溫退場，特區政府實現民意逆轉、推動“政治問題法律化”、依法嚴格精準檢控以明晰合法抗爭界限的理性收尾階段。 　　不過，此次大遊行及七一風暴亦表現出新時代香港與內地融合的實質性難題以及香港管治的結構性困難，不得不察： 　　第一，香港對內地體制與法治的不信任仍然是根深蒂固的。這不僅來源於香港法治與西方的完全一致性及香港人的制度優越感，而且來源於內地法治與治理現代化進程未能充分完成及結構性成熟，甚至內地近些年出現的“左轉”現象更加劇香港人的融合疑慮。 　　第二，反修例大遊行暴露出中央在港管治權的不健全和虛弱性。“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權本來是中央基於信任而授予香港地方的，但卻被香港反對派及外國勢力濫用來對抗中國國家利益。蓬佩奧的一席話甚至超過了中央的多次喊話，美國對香港的超強影響力和“影子管治權”不容忽視。 　　第三，特首權威及行政主導制受到進一步衝擊。基本法確立的儘管不是最為典型的行政主導制，但偏向於行政主導制，尤其突出特首對特區及國家的雙重負責制，但這一體制在回歸以來面臨香港本地的四座大山而漸趨弱勢化：立法會拉布、司法覆核、社會運動及公務員保守性抵制。即便是林鄭特首這樣的資深“公務員”仍然面臨這樣的結構性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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