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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反修例運動 顯示兩制融合難題

http://www.CRNTT.com   2019-08-17 00:13:00

第四，大灣區融合面臨多重制度與文化障礙。大灣區為“一國兩制”和香港發展提供了通向未來的妥當道路，但香港精英對此懷有疑慮，害怕“被規劃”，害怕喪失香港特性與自主性，害怕香港融入灣區就是降低國際地位，害怕內地體制與法治更強有力的體系性整合。這些害怕背後仍然是對西方的根本留戀及對國家體制和發展前景的不信任。 　　第五，不容忽視台灣對“一國兩制”的汙名化及對香港反對派的政治支持。大遊行發生後，台灣陸委會及蔡英文乘機“抽水”，一方面從自由民主普適價值角度力挺香港反對派；另一方面汙名化“一國兩制”，嚇阻堵塞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及兩岸民主協商的意願與空間。 　　第六，此次大遊行中的反對派社會動員組織技術大有進步，建制派進退失據，形式偏舊，戰力不強，需要檢討改進。建制派的社交媒體動員能力、議題與議程掌控能力、宣傳話語的更新及系統化能力以及與民意敏感性的精準互動能力均較反對派有較大差距。如何增強建制派的論述、行動及民意溝通能力，是修例暫停之後建制陣營政治檢討的重點議題。 　　五、結語 　　總之，大遊行及七一風暴標誌著佔中范式重新歸來且有暴力升級，也標誌著中美貿易戰下“香港牌”再度升溫，更折射出香港行政主導制的現實困境及中央在港管治能力的結構性短板。從具體事件而言，條例經特區政府修訂後已經基本完善，反對派的政治要求超過合理範圍，政府退無可退，中央亦不可能退，條例通過問題不大。從長期管治來看，大遊行暴露出香港反對派向“忠誠反對派”轉型的失敗，也暴露出美國在香港“影子管治權”的強大影響力，進一步坐實了香港存在“國家安全性漏洞”的制度軟肋。這些症候是“一國兩制”面對的真實挑戰，也是香港問題複雜性及國際政治秩序急劇變遷必然帶來的現象。同樣經歷佔中考驗，特區政府及中央亦在政治與法律上成熟不少，尤其在中美貿易戰下，國家體制與法律秩序正在經歷更為嚴謹和理性的調整與重構，相信此次逃犯條例爭議及相應的政治鬥爭經驗，亦可進一步提升國家應對“一國兩制”制度挑戰及美國全方位施壓的綜合治理能力。 　　民族復興無坦途，這是世界歷史給出的基本教誨。“一國兩制”內蘊堅韌的國家理性，即國家對港澳的高度自治授權與港澳對國家持續貢獻力的理性結合。中央治港的出發點始終在於確保香港高度自治和繁榮穩定的同時，推動香港對國家的現代化與國際化做出更大的貢獻，實現國家發展與香港發展的互利雙贏，並以此雙贏結果在政治上說服國內其它地區持續接受香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憲制性地位。新時代的香港角色不再是單純依靠歐美體系服務國家初期現代化，而是深度參與和支持國家的“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支持國家正在主導及展開的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構行為。香港反對派一葉障目，自私偏狹，美國則基於全球戰略利益遏制中國，哪張牌好用用哪張，香港衹是被利用，甚至可能被犧牲。衹有國家是香港利益和發展前途的最終責任人。“一國兩制”決定了國家不可能放棄香港，目前的大遊行及政治法律爭議不過是融合發展觸及到的陣痛而已，但陣痛之後是新生，香港各界應當有所警醒，增強信心、責任感和理性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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