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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台民粹主義的演化與影響

http://www.CRNTT.com   2019-10-07 00:03:18

1，台灣民粹主義“前史”：黨外反對運動的政治遺產 　　民粹主義一詞在台灣公共輿論中出現，最早是黃紀在1980年發表的“無黨籍人士的競選言論策略”一文中，該文批評無黨籍政治人物製造議題形成媒體事件，走民粹主義道路。〔20〕在台灣的戒嚴時期，雖然蔣介石和蔣經國曾誓言要追求民主或堅守民主陣營，雖然國民黨當局自五十年代初已經有限開放了地方選舉和“中央民代”、“立法委員”的增補選，但是戒嚴令解除之前的台灣並無民主政治的真正實踐，民眾在政治、社會等諸方面是緘默無聲的，大眾政治的時代遠未到來，因而民粹主義還無從談起。事實上，在威權主義的政治高壓之下，黨外反對運動的挑戰極其軟弱，更無法提供民粹主義所需要的持續、深入而廣泛的社會動員。 　　然而，要理解台灣社會何以在解嚴之後迅速進入“民粹主義狂飆期”〔21〕，並且直到進入21世紀也難以擺脫民粹主義的糾纏，應該探析黨外反對運動的歷史源流。台灣民粹主義不僅是“美麗島”事件後黨外力量集結與動員的結果，更是繼承了整個戒嚴時期黨外反對運動的政治遺產。這份遺產包括三個重要的方面。一是自下而上的抗爭方式。戒嚴時期的黨外運動稱不上是一種廣泛意義的民眾運動，充其量衹是一種自由派知識分子運動，但它的反抗性是極其鮮明的，自下而上的運動路徑也十分清晰。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封閉性與排斥性造成了“外省人vs本省人”的縱向等級架構，黨外反對力量站在體制外和本省人的立場上，自下而上地提出民主訴求，這種抗爭方式在解嚴之後發展為自下而上動員中下層民眾的競選模式。二是從鄉土意識、台灣意識到“台獨”意識的民粹議題。“國民黨的威權控制、大中國體制、限制民眾參與政治的政策，使得反對運動的民主要求，同時含有了台灣化（台灣人參與中央級政治）與民主化的雙重意義。”〔22〕為了反對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反對運動人士利用“台灣人”的政治符號，“透過有限開放的制度管道或體制外的非制度性抗爭，對抗‘外省人’政權”。〔23〕民進黨繼承了反對運動的本土主義衣缽，但更為激烈極端，它將台灣意識發展為“台獨”意識，使得“統獨”爭議成為台灣民粹政治的核心議題。第三，發掘了大眾政治參與的實踐場所。黨外運動較多地通過雜誌、書籍等文化渠道傳播理念，但街頭政治也同時出現。“1970年代為因應一個出口導向的經濟而大力新建或更新的都市街道，意外地提供了新政治發展的行動舞台”，〔24〕而80年代隨著各類選舉的逐漸增多，選舉場合成為許多民眾表達政治見解的唯一場合，國民黨對反政府活動與言論大加鎮壓，但是對選舉場合的一些批判政見卻無法全部打壓。台灣學者莊雅仲認為，“選舉場因此成為民主學習的街頭教室，多年來隱藏於黨外雜誌批評文字之後的民主運動，開始在街頭出現”。〔25〕循此路徑，90年代的民進黨為了與國民黨競爭政治資源，十分依賴以遊行、示威、靜坐為形式的街頭政治形式。 　　2，台灣民粹主義的“1.0”時代：國民黨與民進黨合打民粹牌（1988-2000） 　　台灣民粹主義是隨著民主化進入政治場域的。80年代初開始，台灣政治自由化程度不斷上升，社會議題日益公共化、普遍化和政治化，而民進黨成立以後，社會改造運動逐漸與政黨政治交織。〔26〕民進黨有長期的草根政治經驗，國民黨在圍堵黨外反對運動過程中也見識到了大眾政治的威力，再加上李登輝為了鞏固其黨內權力地位，急切地需要直接從民眾那裡獲得合法性支持，因此解嚴之後，民粹主義同時獲得了體制內外的實踐機會，迅速進入了國民黨與民進黨合作共打民粹牌的狂飆時期。所謂的合作共打，是指在90年代的政治博弈中，民進黨和國民黨的李登輝不僅在“台獨”理念上開始接近，而且在行動策略上也有共識，在利用民意方面互有呼應，民進黨的民粹操作有經驗優勢，但李登輝當局則有執政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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