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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胡適談台灣史的史料研究

http://www.CRNTT.com   2021-11-29 00:08:25  


汪毅夫(來源:中評社資料圖)
  中評社北京11月29日電(作者 汪毅夫)1953年1月6日,胡適在台灣省縣市文獻委員會茶會上,就台灣史的史料研究問題發表意見。他說:“文獻委員會這幾年來收集資料,刊印資料,這個工作也許比將來修纂工作,格外重要。我這句話并不是對貴會措施不表敬意,我的意思是收集原料、保存原料、發表原料,這個工作比整理編纂地方志或者通志更重要”,“什麼緣故呢?因為整理編造將失掉了原意。台大前校長傅斯年先生也講過,他說:史家有謂宋史於二十四史中乃最壞者,我卻認為宋史在二十四史當中,價值是最高的,為什麼呢?因為他保有的史料最多,編纂、整理、删除的材料少”,新唐書“其史料價值也比不上舊唐書,就是因為舊唐書原料豐富,現在七個文獻委員會所做的工作,就是替台灣保存歷史,替台灣保存史料。原料保存的多,則愈有價值。史料如經過編造,往往以主觀見解,把有價值的原料去掉”,“要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如其都去編纂方志,不如繼續發表史料。”胡適舉例說:“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很不愉快的事情,但其造因如何?經過如何?也有不能不討論的問題。但討論這個問題,要避免有主觀見解,能够顧到客觀環境,關於二二八事變的事情,就有許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不便用,但總要盡量保存這個史料,并發表其可發表之資料,以留真相。這是我舉的一個極端的子,說明原料之重要的因素”。

  胡適的這個意見,被認為是台灣省“編纂和印行省、縣、市志稿的過程中”,首先提出來的“不大贊成的意見”和“建設性批判的意見”,并被歸結為“他不贊成的是急於編志,他不贊成的是草率從事”。實際上,除了不贊成急於編志和草率從事,胡適在茲念茲的是“替台灣保存歷史,替台灣保存史料”。以台南市為例,據台南市文獻委員會首任委員之一的黃天橫回憶:台南市本有以收集台南史料為旨的、成立於1951年4月1日的台南市史料編纂委員會。“1951年6月,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純青大力推行台灣各地全面修志、設立各縣市文獻委員會活動,以期地方縣市耆老參與協助台灣省通志的修志工作;同年7月1日,台南市史料編纂委員會遂改組為台南市文獻委員會,仍隸教育科,是台灣各縣市中最早成立的文獻委員會”。在我看來,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應該相當於清代設立的台灣通志局,上承的應該是“大蒐史料”的學術傳統,如台灣進士許南英《窺園先生自訂年譜》“十七年辛卯”(1891)條下記:“設台灣通志局,大蒐史料”。台灣通志局“大蒐史料”的學術傳統和學術工作,在日據台灣時期的50年裡被迫中斷,後起的台灣文獻委員會當以“大蒐史料”為首要和長期的任務。所幸者,胡適作為大師級的學者,他正當的學術意見畢竟有所影響。數十年來,台灣省各級文獻委員會持續不斷地編輯出版文獻史料專刊,“收集原料,保存原料,發表原料”。廈門大學校友黃典權教授也是台南市文獻委員會的首批委員之一,他參與創辦和主持的《台南文獻》(創刊於1951年10月24日),“大致設定以明鄭及清代為研究的立題”,收羅了許多明鄭和清代時期的台灣史料。據黃天橫回憶,黃典權的編輯創意是:“明清時代的文物,正是台南的特產“。

  附帶言之,1987—1997年的10年裡,我在福建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經常借閱台灣省各級、各地文獻委員會編輯出版的文獻史料專刊,受益良多。我清楚地看到,李登輝及其追隨者有時在藍營、有時在綠營,有的在綠營、有的在藍營,他們數十年推動的“去中國化”已經結成惡果。有鑒於此,講正確的台灣史觀,講正確的台灣史知識,乃是很重要的事情。我還當為兩岸做事,還想重讀黃典權教授當年主持的《台南文獻》之類的台灣文獻史料專刊。    

  (作者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