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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解放”與中國的文化崛起

http://www.CRNTT.com   2011-12-27 11:39:29

利益的腐蝕性更甚權力 　　第三個解放是要從利益中解放出來。在很大程度上說，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物質利益對文化創新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遠遠大於權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中國文明已經經歷政治上的考驗，但還沒有經過商業文明的考驗。從秦始皇帝的“焚書坑儒”到毛澤東的“反右運動”，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還是保持了其對自己堅持的知識的認同，體現出了抵抗權力和反抗權力的勇氣。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商業革命，已經徹底衝垮了知識分子對知識的應有的信念，向物質利益投降了。 　　溫家寶曾經感嘆過，中國為什麼沒有窮人經濟學家。其實，這非常容易理解。中國現在所擁有的是大量的利益知識分子，就是為各種利益說話的知識分子。為窮人說話沒有利益可圖，窮人當然不會有自己的知識分子。如果用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概念來說，中國不存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所應當有的“有機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能夠超越具體的利益，而為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說話。人們甚至可以說，執政黨也沒有這樣的有機知識分子。誰都想從執政黨那裡分得一塊利益，但就是沒有人為這個組織的長遠利益考慮。從知識供應的角度來說，中國目前所面臨的諸種問題，例如收入分化、社會不正義和道德衰落等等，知識分子是要負起責任來的。知識分子沒有能夠超越自身的利益，為改革政策提供有用、有效的知識。 　　知識分子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視追求私利為已任。這一特點更使得政治權力輕易吸納和消化知識分子。這一點，可以舉現在的科研製度的設計作為例子來說明。隨著政府財力的增加，政府對大學、研究機構的投入也越來越多。但是，並沒有任何跡象可以回答這些年大家談論的“錢學森之問”，即為什麼中國沒有大師級學者？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沒有培養大師的制度設計。 　　中國的制度設計是用來控制知識發展的，而不是用來推動知識發展的。在中國的科研評審制度下，教授學者們活得很辛苦，整天要為發表論文發愁。中國的評審制度要求教授每年都能寫出大文章來，這有可能嗎？結果是，一輩子也寫不出一篇像樣的文章來。做研究和寫文章完全是兩碼事情。好文章是建立在長期的研究基礎上的，把時間都來用在寫文章了，哪有時間來做研究! 　　中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工資制度的設計，也扼殺著知識的創造和創新。在中國，教授、教師和研究者們的基本工資都非常低，沒有額外的收入甚至連養家糊口都會發生困難。這要求他們把很多時間都花在申請研究經費，用各種變相的途徑把研究經費轉化成為自己的收入。這裡就產生了很多負面結果。第一，貧富分化，中國的教授中，窮的人和社會上的窮人沒有什麼差別，而富裕者猶如社會上的富豪。第二，不鼓勵科研和教育。對很多人來說，科研和教育只是副業，因為他們要把大量的時間花費在搞錢上。第三，變成錢的奴隸。教育和科研部門所掌握的錢越多，知識分子的奴性就越重。現在方方面面設計了非常多的科研項目，要各方面的人來申請。你聽話了，我給你一塊；你不聽話，我就不給。除了十足的腐敗，這個制度設計所帶來的就是行政控制。 　　在西方，教授、教師和研究者90%以上的收入都來自基本工資，工資可以給他們帶來體面的生活，這就會讓他們有充分的時間來從事科研和教育。中國現在的情形如何？對很多人來說，可能不到一半的收入來自基本工資，其餘的來自其他資源。在基本工資不能維持一個體面生活的情況下，誰有時間來做嚴肅的研究呢？如果也想西方那樣，把工資制度調整一下，讓90%的收入來源於基本工資，結果就會很不一樣。那麼，為什麼不可以進行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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