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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會繼續學習新加坡嗎？

http://www.CRNTT.com   2014-03-11 09:35:50

既要發展，又要秩序，這不僅為中國的領導層所強調，也是被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社會所接受的。當時的知識界盛行的兩本書，一本是耶魯大學教授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國的興衰》，另一本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變革中社會的政治秩序》。肯尼迪強調經濟、科學技術等因素對一個國家崛起的重要性，而亨廷頓強調的則是發展中國家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及其建設政治秩序的困難。如果說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領導層和知識分子群體有比較多的共識，在政治秩序建設方面，兩者之間的共識就很少。對鄧小平來說，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建設政治秩序。當然，這裡的政治秩序也並不排斥民主化，如果民主化不會給中國造成政治亂局。但對知識分子群體來說，秩序就是民主化。 　　但隨後發生的很多事情包括中國本身的天安門事件、事件之後西方對中國的制裁、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和蘇聯的分裂等等，使得激進民主化不再成為建立中國政治秩序的有效選項。道理很簡單，這些事件的發生本身，被普遍視為是激進民主化的產物。 　　在這樣的情況下，既有發展、又有秩序的新加坡再次成為鄧小平關注的對象。“南巡”之後，中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學習新加坡的熱潮。不過，要把學習新加坡的強烈願望轉化成為實踐，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對新加坡來說，發展和秩序是同時進行的，是同一個過程，但在中國學習新加坡過程中，則把發展和秩序相對分離開來，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中國各級政府所強調的是經濟發展，而對社會政治秩序的建設則強調不足。 　　秩序建設要跟得上經濟建設，這也是新加坡成功的經驗。建國以來，新加坡差不多每10年把自己的產業提升一次。與此同時，新加坡的社會政治秩序也在不斷進步。在社會層面，儘管新加坡不接受西方的福利社會的概念，但社會政策在很多方面甚至優於西方諸多國家，尤其是政府組屋建設方面。在政治秩序方面，新加坡拒絕了西方式的民主，但建設了有效的法治、廉政、政治開放與民主、高效公務員隊伍等等制度，並且在所有這些方面，為世界所矚目。 　　從一開始，新加坡方面一直強調，中國學習新加坡不僅僅是經濟發展，而且更是“軟件”建設。這裡的“軟件”就是各種制度建設。1994年，中新兩國開始進行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建設，雙方爭議的其中一個領域就是軟件建設。中方很多人把這個項目僅僅視為經濟建設或者工業化項目，而新加坡方面強調的則是“軟件轉移”。對新加坡領導人來說，設立這樣一個園區的主要目標是“軟件轉移”，就是通過園區這個“硬件”或者載體，把新加坡成功的“軟件”輸送到中國。可惜的是，一些地方官員並不能十分了解和把握這一點。 　　當然，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不僅學習新加坡，而且也學習其他很多國家。例如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抓大放小”式的國有企業改革方面，中國既學新加坡，也學美國、日本、韓國。在“抓大”方面，中國學習了日本和韓國的大企業集團模式，組建大型國有企業集團，來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而管理國有企業的方式，則是學習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在“放小”方面，也就是中國式的民營化（私有化）更多的是受美國和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在金融制度方面也一樣，中國參照了諸多西方經驗，但從和美元掛鈎到一籃子貨幣政策，中國則大量參照了新加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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