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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做一個政治學者？

http://www.CRNTT.com   2010-05-18 09:39:32

在這樣的意義上，政治的東西創設了人類的生活。它也就是亞里士多德把人說成是政治動物的原因所在。人作為政治動物，即是能夠進行理性表達的動物，而進行理性表達，意味著我們有說服他人的能力，意味著大家可以共同形成一個原則體系。 　　做一個政治學者，必須具備抽象的能力，同時懷有濃厚的興趣觀察那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則是怎樣在實際生活中得到運用、在歷史進程中獲得展開的。政治學者必須熟悉政治思想史，經過多年的積澱，政治思想已經形成了極為豐富和重要的傳統。除此之外，政治學者還必須對政治懷有熱情，必須出於強烈的感情參與政治。如果不是對周圍的世界抱有真正的關懷，又怎麼可能願意把政治哲學的原則作用於現實、而不是對現實聽之任之呢？現實世界的確一團糟——那些想要讓視線越過現實的傾向因此聽上去很具吸引力。大多數哲學總會把目光投向此世之外。然而政治哲學卻始終處在一個奇怪的位置上。它要在非常抽象的原則和非常具象的現實之間架設橋梁，因而它是一種夾縫中的哲學。 　　從事政治學研究，一個古老的信條是：向權力說出真相。可問題接著就來了：權力會聽嗎？什麼是真相？政治學致力於和權力展開對話，很顯然的是，對話的條件現在依然是被權力所決定的。政治學者並不能“為王者師”。 　　每一種體制都會產生與其協調一致的政治，從而也會產生與其協調一致的政治學。國家及其政治學之間的一致關係是值得每一位政治學者關心的問題。為了探討國家與政治學之間的關係，需要選定三個領域來觀察：公共輿論、公共政策和公共選擇。 　　輿論研究在19世紀晚期就出現了。統計學在那個世紀成熟，並且隨著國家的民主化和個人的價值開始“算數”而日顯重要。抽樣的技巧逐漸發展起來，民意測驗不僅應用在政治上，也被廣告公司和報紙所採用。 　　公共政策始於對立法的研究，而立法史在西方經歷了一個從神權法到習慣法再到制定法的過程。這個過程顯示了法律的非神話化和現代法律的慎議性。在這一過程的晚期，出現了我們今天所說的公共政策，即行政干預介入立法與公民之間。公共政策反映了自由主義政府與公民的互相滲透，較之法律法條等擁有更大的靈活性和對等性。 　　公共選擇問題的提出很大程度上端賴赫伯特.西蒙一人之力。他將官僚現象化為一個最小可能單位予以分析，這個單位就是決策。通過引進理性因素，西蒙把決策同一個體系聯繫在一起——不是同任一體系，而是同一個經濟體系聯繫在一起。正因如此，西蒙的博士學位雖為政治學，但他卻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改變了公共政策的研究路徑，公共政策分析越來越多地依靠宏觀經濟方法和經濟學上的系統思考。這也導致了公共管理學院和法學院研究中對經濟學的要求。這樣的發展趨勢暴露了現代官僚政府同經濟間的親和性。經濟學現在成了國家的語言，政治學因此也和經濟學一樣，成為了“沉悶的科學”（dismalscience）。政治學和利維坦國家走得太近了，妨礙它看到、定義並評估在體制和意識形態方面發生的巨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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