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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功秦:溫和改革與理性保守比什麼都重要

http://www.CRNTT.com   2011-07-27 14:22:49

“中國模式”：望遠鏡加放大鏡才能看到真實中國 　　《瞭望東方周刊》：近來“中國模式”是個持續的熱點話題。張維為日前又出版《中國震撼》一書，高調肯定近30年來“中國模式”的諸多成功之處，引來新一輪討論。你是怎麼看的？ 　　蕭功秦：張維為是我多年的朋友。他的不少理念我都很贊同，我們很早就對激進主義抱有批判態度。他的貢獻在於提供了一個新的觀察中國的視角和思考中國問題的新參照點。不同於很多中國學者所習慣的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中國的參照比較對象，他是把世界上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作為觀察研究中國的參照系。這十分難能可貴，在這個意義上，他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認為相較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近30年還是有很多成功的經驗的，不必言必稱西方。這種觀點客觀上有助於民族自信的建立。 　　然而，我不得不說的是，維為先生長期的海外生活體驗與我們畢竟不一樣，我總說他是用望遠鏡宏觀地看中國，而我們在國內過日子的人習慣用放大鏡看中國。相較而言，生活在國內的人對身邊發生的問題有著更加直接和強烈的體驗，所以批判意識更強。維為先生由於長期生活在海外，他在全面了解把握中國的信息方面與現實生活的體驗上可能略嫌不足，可能對中國存在的一些問題——有些還是嚴重的問題——缺乏足夠的關注和批評。 　　所以我有個朋友開玩笑說，“張維為教授這本書，老百姓可以多看看，但領導們最好少看。”老百姓看了可以增強民族自信，不是壞事。而領導看了可能會自滿膨脹，覺得中國一切都已經很好了，從而削弱繼續變革的動力，不思進取。 　　我的觀點是：望遠鏡加上放大鏡才能看到一個真實中國。 　　《瞭望東方周刊》：有人認為，中國今天依然處在摸石頭過河的階段，此時提出“中國模式”，容易將還存在許多問題的中國各種制度予以固化，不利於中國向現代化國家的轉型。你怎麼看？ 　　蕭功秦：我覺得“中國模式”是一個中性概念，它並不是一種榮譽獎章，本身不涉及肯定或否定的價值評價。不必將其意識形態化、道德化。法西斯不好，但它畢竟也是一種模式，不能因為法西斯的罪惡而否認“法西斯模式”的客觀存在。至於有學者對“固化”的擔心，我認為，“模式”並不意味著一成不變，它自身也可以不斷變化、轉型。 　　《瞭望東方周刊》：如果說這種“中國模式”在過去的30年中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如西方所說的“中國奇跡”，有其優勢和合理性，你覺得這種模式可能會有哪些不足和問題？ 　　蕭功秦：這種“中國模式”雖然在發展初期具有高效率整合社會資源的優勢，但隨著社會發展，其劣勢也同樣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概括而言，如我曾指出的，“中國模式”目前面臨五大困境： 　　一、腐敗困境。在“強國家-弱社會”體制下，社會對國家的制衡能力相對較弱。腐敗難以通過社會制約來糾正。在某些官員權力範圍內，社會反彈和抗議往往被他們解釋為“不穩定因素”來予以抑制。久而久之，社會的力量形格勢禁，反腐越發困難。 　　二、國富民窮困境。官員或機構與壟斷性的利益集團相結合，從社會中汲取、掠奪資源，直接導致社會消費嚴重不足。經濟拉動困難，影響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國有病”困境。在體制內有一種觀念，認為國企是國家安全與體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強化國企利益的政策，都被認為是政治大方向正確的。“國有病”的最大的問題，是自身效率遞減與整體經濟運行的低效，一些壟斷性的國有企業無須激發創新意識與提高效率，就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炒地”“炒房”獲得巨利。這導致兩個惡果：百姓勤勞卻難致富；民營企業掙錢越來越難。 　　四、兩極分化困境。一方面，官員與權力保護下獲得巨大利益的企業家，形成壟斷性的分利集團，雙方結成權錢交易的互利關係。他們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額利益，另一方面，高房價又使中產階級與普羅大眾財富積累困難，形成“中國模式”下的兩極分化。 　　五、社會創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在“強國家-弱社會”模式下，由於公民社會發育不良，原先由社會承接的社會功能——如教育與文化——都由國家包下來，而國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傾向性，尤其是當政者大多出身於工科，工科思維的直線化，數據化，指標量化等等，長期以往，將潛移默化地消極地影響到社會人文領域的自然發展，行政官僚“保姆”對文化教育的強控制，勢必對社會的原生態的文化創造力產生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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