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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世界經濟危機與中國

http://www.CRNTT.com   2011-11-15 10:30:07

政府對國有企業失控 　　在中國，國有企業也有類似的功能。國有企業綁架著政府政策。例如中小型民營企業問題。從憲法、法律上中國已經合法化了民營企業，同時在政策上，政府也制定了諸多意在促進民營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不過，無論是憲法、法律還是政策，都是停留在字面上，很難執行下去。為什麼？因為國有企業在作怪。大型國有企業和中小型民營企業競爭政府資源？很顯然，這不是競爭。誰輸誰贏是明擺著的。更重要的是，中國的銀行是國有的，在大型國有企業和中小型民營企業，國有銀行會選擇誰？這也是明擺著的。政府左右不了國有企業，相反使國有企業能夠左右政府，這是政府失敗。 　　另一方面，國有企業也不代表市場，而是在對大限度上操控著市場，破壞著市場。國有企業並不是通過市場競爭而占據優勢，而是通過政治和行政權力，通過對經濟空間、資源和人才的壟斷。在所有這些資源隨手可得的情況下，為什麼要走辛苦的市場路綫呢！在全球化的情況下，在非國有部門存在的情況下，市場已經在中國變成一種現實。但對國有企業來說，通過國家的財政、金融等等舉措就能很輕易地操控市場。對國企來說，市場僅僅是一種工具。市場要服從國有企業的利益，而不是相反。 　　這和西方剛好相反。在西方，政府力量最強大，也必須服從市場；而在中國，市場力量最強大，也要服從政府。西方政府可以通過反壟斷來限制企業操縱市場。西方通過很長歷史時間建立起了對市場的規制。現在西方面臨的是如何對金融市場進行規制。這個問題已經提出來，只是因為金融業的巨大政治影響力，到現在為止規制還沒有建立起來。不過，至少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例如通過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立法對金融業的暴利交易徵收重稅，使其利潤不多於實體產業。與之相比，中國政府則恐怕無能對國企實行反壟斷，因為國企已經是國家財政經濟體系重要部分，“左手規制右手”不會在任何意義上獲得成功。因此，至少在理論上說，中國所面臨的市場和政府雙失效要比西方嚴峻。 　　與國有企業有關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地方債務危機。除了中央所屬企業，中央政府的4萬億的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地方政府發放下去的，地方政府又通過地方國有企業來實施。不僅如此，中央政府也放鬆了對地方的控制和監管。地方政府不擁有貨幣發行權，但為了融資，產生了很多地方融資平台，這些平台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地方國有企業。地方政府大舉借債。地方借債出現了競爭性行為，各地方不管自己是否有還債的能力，拼命借債。這是一種典型的“搭便車”行為。地方借債越多，對地方越有利。很顯然，地方政府不能破產，地方債務最終必須由中央政府來承擔。這一點，各地方從一開始就有意識到。實際上，地方債務也是一種變相的財富轉移形式，即財富從借債少的省份轉移到借債多的省份。中央政府最後承擔地方債務，債務必然在各省之間平分，不管以何種方式進行。有人說，地方債務危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危機，這並非沒有一點道理。 　　中國成功地防止了西方危機危及自身。在過去的幾年，不僅自己維持了高速經濟增長，而且在客觀上也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不可否認，這一過程也導致了一系列的嚴重後果。可以相信，中國需要很長一段歷史時間來消化這些惡果。 　　現在西方需要中國的幫助，尤其是在中國政府掌握了巨大的財富的情況下，西方政府都在盯著中國政府手中的錢。中國要去拯救西方嗎？2008年危機發生之後，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有人提出要推行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對西方實行拯救。不過，這種毫無理性的設想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興趣。且不說中國是否有能力拯救西方。即使有，要中國來拯救西方毫無道理。二戰後，美國人推出龐大的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主要是出於其地緣政治考量，主要是和當時的蘇聯競爭。這個計劃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經濟項目，更多的是戰略項目。相比之下，中國和歐洲之間並沒有地緣政治關聯，不存在共同的敵人，兩者之間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又有很大的不同。中國可以到歐洲做些生意，但要推行大規模的拯救計劃的可能性趨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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