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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知識界對中國崛起認知的變遷和中美關係

http://www.CRNTT.com   2012-02-20 09:24:26

這一時期參與討論的主體主要兩類人，一是對中國有第一手接觸的與中國相關的媒體人和少數的中國問題專家，另一類是少數從事安全戰略與政治學研究的學者。雖然此時的有關中國是否會成為美國的威脅的討論尚初露端倪，但是隱藏在這些討論背後的基本判斷邏輯幾乎覆蓋了之後20年左右美國知識界對於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的討論的主要方面。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紐約時報》原駐北京分社社長尼古拉.克利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他認為中國軍事能力低，不具備挑戰美國和國際權力平衡的能力，體現了現實主義樂觀派的邏輯。同時他還認為中國既沒有當年德國，日本的軍國主義擴張傾向，也沒有美國那種在本地區獨霸的門羅主義主張。這也就是說中國沒有對外擴張的意圖，代表了自由主義樂觀派的邏輯。 　　後者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他認為中國將最終成為美國的威脅，事實上他的一些論述構成了之後“中國威脅論”觀點的主要邏輯支柱。第一他認為從19世紀開始，所有的大國都走了一條強硬並且常常是破壞性的道路，中國無疑會在今後幾十年內走同樣的道路，體現了現實主義悲觀論的“國強必霸”邏輯。第二，他認為中國這樣的非民主國家由於政治制度，意識形態與美國不同，雙方存在著本質上的對立，體現了自由主義悲觀論的邏輯。 第二期：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 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討論的升溫 　　1995年-1996年，中美因為“台海危機”而引發關係緊張，中國崛起是否對美國構成威脅的討論首次有了現實的意味。亨廷頓教授提出的“中國威脅論”的兩個邏輯依據都有了較多的追隨者。現實主義悲觀論者們將中國在台灣海峽為了阻止“台獨勢力”的軍事演習被作為中國尋求地區霸權，威脅使用武力的有力“證據”，以及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強硬行動。自由主義悲觀論者則認為中國的軍事威脅的根源在於非民主國家對內試圖操縱民族主義來保證政權穩定，而這會讓中國政府在對外關係上失去回旋餘地，最後導致衝突，代表人物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的的重要人物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對於這些認為中國威脅的人士來說很自然開出的政策處方就是“遏制”。這可能是美國知識界最早比較明確地出現“中國威脅論”並開出“遏制”的政策建議的開始。 　　有意思的是正因為上述“中國威脅論”的具體化和政策建議化讓持相反意見的美國知識界人士有了明確的反駁對象，而持相反觀點的主力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主要學者的認知體現了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樂觀論，例如羅伯特.羅斯認為沒有所謂的中國威脅，並不是因為中國是一個良性的大國（benign giant）而是因為中國太弱以至於不可能挑戰力量平衡。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L.Shambaugh）認為世界將更多地塑造中國，而不是中國改造世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邁克.曼德班姆（Michael 　　Mandelbaum）認為國際貿易和合作的機制已經建立，中國正在努力融入而不是另起爐灶。他們的政策建議是對中國“接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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