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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仁明與《孔子隨喜》

http://www.CRNTT.com   2012-09-27 15:56:53

毛時代的激烈批判與對孔子的誤讀，其實並不是一個歷史巧合，更非泛政治時代的偶然利用。他們都是國民性與人性的典型現象。即將一種本來很自然、恬淡的精神生活宗教神權化。這不僅在知識傳播相對閉塞的時代，崇尚權力的農業社會尤其多見（西方亦然）。就是在當代，在所謂“新儒家”把學問時尚化，或從徐複觀到餘英時等人以“士大夫”的方式為民主主義灌水時，情況也未嘗有本質改變。而世俗資本主義的普及，看似有利可圖，實際上更難以補償中國知識分子近代以來因尊嚴所受的巨大創傷。因那似乎只屬於極少數“並非深刻的幸運者”。譬如當於丹因說“心得”而惹了眾怒時，那些批判於丹的人依然說的是“孔子很生氣”之類的話。憤怒的回歸仍是憤怒。而《論語》之治學，與古希臘對話錄、基督教神學、18世紀啟蒙哲學或20世紀分析哲學皆截然不同。最不同的根本點，大概在於《論語》沒有系統邏輯和辯證分析。就是強調“以直報怨”時，也從不生氣。因《論語》里的話，大多是孔子本人，或孔門之人一言以蔽之，一步到位，且點到為止。來龍去脈完全淩空，背景資料幾乎是零。這種高深的探索和集錦，更容易被神學化。 　　但這恰恰是個最大的誤會。儒家稱教，也並非漢武帝、董仲舒、朱熹或北宋理學、心學的錯，而是一個民族思維定勢的必然結果。而從人心與修行的角度說，《論語》其實是反對一切僵化思維定勢，是真正標榜“知行合一”之範本。或如用薛仁明之言：“孔子門庭那魚躍龍騰之勝景，後世最可見者，不在儒門，反倒是在禪門師徒之間”。 　　此外，薛仁明之書也不避時事，從顔回、子貢、曾子與孟子的區別，一直談到了胡玫的電影、美國政治和台灣風氣……此書令我亦喜悅，深入淺出，也是關鍵。而不落於小學之窠臼與訓詁晦澀，還孔門師徒一團原始歡笑，卻正是我們這一代人或缺乏的心氣。我們誕生於仇恨的時代，受的是仇恨的教育，面對仇恨的社會，充滿仇恨的閱歷，哪里來的歡喜？而想要突破這仇恨的外衣，大約首先就要考慮如何忘記一切“思想和問題”，而善於去“游於藝”。薛也曾談到：有人問他，在研究所里頭，有幾個永遠說不清的問題，他怎麼有辦法用簡單的幾句話，就說得大家清楚明白了呢？薛當時便笑道：“因為我比較沒有學問呀”。 　　這“比較沒有學問”，實乃一句最狂狷話，也很令我中聽。 　　薛看似隨和，其實頗有狷氣。好似民國“打倒孔家店”者也未必都一個臉譜，如林語堂就寫過很多關於尊孔的文字。他的戲劇《子見南子》尚且不談，林還曾在《狂論》一文之開卷便言：“我尊狂，尊狂即所以尊孔。尊孔即所以貶儒，使鄉願德賊無所存乎天地之間……尊狂即所以尊孔，蓋狂者為孔子所思念”。當然，林語堂也多論孔子的“幽默”，而他這種狂狷仍有民國範兒，多少還帶有一些憤怒懊惱的影子。而薛仁明之人與文，更多了些寬容。這似乎也意味著中國人對孔子的認識過程，也是從狹隘的文字學走向更寬容的人性的過程。古代不談，這個過程說短了，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也有將近一百年的歷史了。而看薛的書，就像與之午後閑聊，不經意間便將繁雜心緒以嬉笑揮散而去了。猶記得他去年來京時，到我工作室喝茶。我這人不善待人接物，而當時在坐者陳均也不太愛說話。薛一人最健談，縱橫乎書、茶、琴、戲、胡蘭成等無不涉及，卻又無一掛礙於心。只是當他走後，會給你留下一種歡喜的氛圍，可待追憶。這就好像我們掩卷一册好書後，便出門辦事去了，似乎什麼也沒想。等過了些時日，看見浮雲流窗，人間炊煙，忽然又依稀記起了書中的話，喜怒之間，於是便恍然有所悟矣。 蕭軼：借孔子觀社會 ——讀《孔子隨喜》 　　在談論孔子的時候，薛仁明回顧了歷史上人們對他的看法及形成的原因。他認為，五四群賢的貢獻，在於廓清了道學的酸腐味和純儒的排他性，讓中國文明再現活氣，從而使得我們重新看到了一個新的孔子。所謂“去聖乃得真孔子”，薛仁明就是用洗盡鉛華的解讀方式，讓孔子呈現出一份素姿……（該書評尚未公開發表，所以只做摘要，不具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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