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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傷痕：百萬知青的婚姻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2-08-19 07:54:57

第一，1980年吉林省的統計，已婚青年中，與農民結婚的占74.9%；知青之間結婚的占21%；與城鎮職工結婚的占4.1%。 　　第二，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區的統計，已婚青年中，與農民結婚的占75.5%；知青之間結婚的占15.2%；與職工結婚的占9.4%。 　　第三，1976年吉林省懷德縣的統計:在已婚青年中，與農民結婚的占74.8%，知青之間結婚的占17.9%；與職工結婚的占7.3%。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城市郊區插隊青年中間，婚姻類型的關係略有不同。1976年有關部門對長春市郊區五社兩鎮的調查表明:已婚知青中，知青與農民結婚的占51%；知青間通婚的占24%；知青與城鎮職工結婚的占25%。在這份個案中，與農民結婚的類型要低於全國的平均水平，與城鎮職工結婚的類型則相應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毗鄰城市的地理條件，使知識青年(主要是女知識青年)較易於締結與城市職工的婚姻，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不過，縱使在這類密集城市的地區，知青與農民的婚姻仍為主導類型。這或者有助於說明，知識青年下鄉後，由城市戶口轉為農業戶口，同時也就失去了城市市民享受的一應生活補貼和福利。在城市人眼裡，他們是“新型農民”，深刻的城鄉差別、工農差別的壕溝，增加了締結婚姻的難度。 　　生產建設兵團(國營農場)知青的擇偶環境與插隊知青差別明顯。一個連隊實際上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擇偶範疇。聚集在這一方天地的知青通常來自天南海北的各個城市。雖然操著南腔北調，畢竟命運相同，志趣相投，朝夕相處，感情日篤。自然而然，雙知青結婚便成為兵團中的主導性婚姻類型。 　　在三種婚姻類型中，知青與知青共結連理一般具有較為堅實的感情基礎。但農村艱窘的生活卻給這種“理想的婚姻”蒙上濃重的陰影。許多知青婚後只有菲薄的收入，經濟上無以自立。若再生兒育女，對捉襟見肘的生活無異於雪上加霜。一首知青歌曲唱道:“人家的丈夫，當官拿數數(四川方言:錢)；知妹(四川對女知青的簡稱)的丈夫，年終要倒補。”“人家的丈夫，都有樓房住，知妹的丈夫，光呀嘛光屁股!”用藝術的誇張，強烈的對比，活襯出男女知青婚後生活的艱辛。 　　知識青年與農民的結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廣，釀成的苦果也最多。白啟嫻揚名後，地位陡然變化，先由地委書記介紹入了黨，繼而被增補為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擢升為河北省知青辦副主任，地區文教辦副主任，公社黨委副書記。白啟嫻的歸宿是可悲的。“文革”結束後，她調到滄州師範專科學校教務處任副主任。1982年11月煤氣中毒致死，年僅39歲。 　　男知青有強健的體格，較強的群體意識，與艱苦環境抗爭的能力，在這些方面，女知青都遜色一籌。一些地方知青集體戶的破裂直接強化了女知青的困境，處在孤立無援的境地，更需要別人的愛撫、友情、關心、幫助。尤其是當下鄉初的熱情冷卻，幻想破滅，她們很容易為農村青年的慷慨幫助所打動，成為婚姻的俘虜。 　　促使女知青走上這條道路的另一個原因是“血統論”的壓力。最早一批與農民結婚的女青年，很多是對前途喪失信心的所謂“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分子)和“走資派”的子女。不少知識青年因家庭出身問題受到百般歧視。“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選擇”，在廣闊天地裡，他們毅然選擇貧農子女為配偶，以期改換門庭。 　　來源：《中國知青史.初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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