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

劉康：從莫言得獎看普世價值與中國特色

http://www.CRNTT.com   2012-10-14 09:06:36

所謂地緣政治，是指19世紀以來西歐北美主導的民族－國家之間利益鬥爭所建立的世界秩序。這一秩序一向是歐美主導，20世紀的兩場世界大戰，產生了美國領頭的資本主義陣營，和蘇聯東歐加上中國北朝鮮等共產主義陣營的兩極對立。但這一局面隨冷戰結束而不複存在。世界力量在向非西方國家平衡，趨於多極化。全球化帶來的人口大遷徙，也深刻地改變了世界各國的民族與族裔結構，多元文化成為新的世界趨勢。從地緣政治而論，世界版圖已經有了深刻變化。諾貝爾文學獎和政治性更強的和平獎相同，也擺脫不了這一地緣政治色彩。 　　其次，我們也必須看到莫言作品的特點。諾貝爾文學獎雖然是西方的獎項，但作為一個世界級的文學獎，它的標準就是作品應關心人類命運。而莫言的作品，則恰恰很好地體現出了對文學本身及人類共同命運的關懷。諾貝爾獎委員會解釋莫言的獲獎原因時表示，莫言“用魔幻般的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現代融為一體”。莫言的文字讀起來很“中國”很“鄉土”，常常把“高密東北鄉”作為文學形象的地域。但毫無疑問，莫言的寫作手法、思考角度是非常西化的，他受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影響很大，受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影響尤甚。他的作品寫的是中國人和中國故事，所透出來的是通過西方話語過濾的普世價值。 　　莫言、餘華、蘇童等是中國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學先鋒派”的主要代表，他們的作品被大量翻譯成西方語言，被西方中國研究學界研讀。同一時期，中國出現了張藝謀、陳凱歌這樣的“第五代”導演，出產了許多在西方電影節如戛納電影節大放異彩的“中國跨國電影”，如《紅高粱》（莫言原著）、《活著》（餘華原著）、《大紅燈籠高高掛》（蘇童原著）等，其文學腳本多處於這批“先鋒派”作家之手。 　　“跨國電影”與“先鋒派文學”的聯姻，終於讓“中國文化走出去”邁開了一大步。這一大步基本上跟中國官方的外宣推廣沒有什麼關係。實際上保守的中國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往往因其幹擾、阻撓而消極地推動了先鋒派文藝的“走出去工程”。對這一工程非常熱衷的除了國際電影節的評委、投資者，就是許多歐美漢學家、出版社，也包括瑞典的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 　　儘管此次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莫言，也並不能說西方真正認識了中國的文學。瑞典的評委看中國的現當代文學，視角仍沒有太大變化，他們並沒有認識到中國文學的複雜性。比如賈平凹、陳忠實這些立足中國本土的作家，不那麼主動地關注西方或世界的文學思潮，一心植根中國廣袤的土地，因此不太可能獲獎，因為他們“太中國”。中國的文明有其特殊的東西。中國太複雜了，這是西方人難以理解的。 　　中國特殊論或中國特色論的觀點，從來就沒有脫離過中國的主流，即使是在鴉片戰爭以來，數百年間“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也從未把泱泱大國、天朝中國的意識有絲毫放棄。中國特殊論跟美國特殊論可以作有趣的比較，美國始終認為他們的文化是西方源頭或普世文明的集結融匯地，而中國更認為自己不僅僅是文明的集結地，更是文明的源頭。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