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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名漩渦中的郎朗

http://www.CRNTT.com   2012-10-25 08:10:48  


 
  外面的世界

  外人很難理解這個行當的殘酷,即使成就如郎朗這般,地位也並不穩固。國際舞台就像一只高速轉盤,誰也不知道自己會否成為下一個被拋出的棄兒。今天的國際巨星,依然不能脫離被挑選的位置,其驚心動魄之處常常可以一場演出定乾坤。

  “你和世界一流樂團、指揮合作,人家樂團不滿意,有新人出來了,比你彈得好,就把你給頂了。”郎朗身邊負責打理中國業務的主管李寧說,“一個中國人在國外揚名立萬,難度非常大。我們很多音樂家奮鬥半天,在國際上也打響過,最後回到中國,國際市場就失去了。”

  古典音樂是西方人的領地,用郎朗的話說,在西方,“只要走到台上你就是少數民族”。而一個中國闖入者的存在感和人格完全可被忽略,此種感觸在他是極強烈的。“因為古典音樂界畢竟還是有一點種族歧視的,尤其是在90年代末。我初到美國時也受到嘲笑,他們說,中國人?彈鋼琴?上帝啊,你們能不能學點兒別的?他們覺得中國人頂多開個餐館完事兒了。”

  到今天,郎朗已經在這樣的環境中站穩腳跟。中國現在只是他全球市場的1/5,一年之中他僅有兩個月左右在中國,更多時間是在全球各地來回飛奔,每兩天飛一個國家,每場演出前排練一到兩次就登台,如此頻密的安排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他自己則顯得一肚子憋屈,“誰不是排練一兩次就上場的?哪有職業樂團排練5次的?你就要這麼快地適應,沒有辦法啊。”

  既有責備,也有捧舉。郎朗的全球開花,無疑是對中國人在某些領域弱勢心態的一種提振。他與已回到中國的姚明、成龍等人一樣,之所以被賦予“中國名片”的符號意義,正在於他們這些個體為中國的軟實力建設發揮了作用。崛起進程中的中國,需要這樣一些立體形象作為紐帶與外部世界更密切地溝通與融合。

  李寧追隨郎朗已有6年,此前是美國一家僑報社的記者,有一年一個頒獎儀式,郎朗因在歐洲巡演未能出席。頒獎那一刻,現場的人紛紛站起來,注視著作為在場華人的李寧,向他鼓掌致意,“好像我就是郎朗,或是他的什麼人似的。國內的人可能體會不到,那種民族的喜悅感和自豪感真是無以言表”。

  2009年,《時代》周刊將郎朗評為當年100位影響世界的人物之一,這讓他意識到自己有能量以一種非官方身份,透過藝術拉近世界與中國的距離,因而,“用音樂影響世界”就成了他的定位。官方顯然也認同他身上的某些力量,去年選舉他為全國青聯副主席,這代表著一種政治認可。

  但這些事情對他的形象塑造來說,並不全然是有利的。在很多場合,扮演著“國家形象”的郎朗會選擇彈奏中國傳統曲目。2011年元月,中國元首訪美,白宮舉辦專場音樂會,邀請郎朗演出,他即興彈奏一曲《我的祖國》,此曲誕生於抗美援朝期間,故有關郎朗敢於在白宮反美的聲音鬧得沸沸揚揚,弄得他緊張起來,呼籲不要將藝術貼上政治標簽。

  但樹大招風,在國際上行走,各種政治訴求找上門來,幾乎是難以避免的。“他20多歲時這種事就找上來了,但讓人利用藝術來搞政治的事情是不能幹的。”在朱雅芬看來,郎朗並不糊塗,還是有政治頭腦的。

  在國外,有時被問到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雖心生反感,但郎朗表示自己一直在嘗試建構一種解決機制,“很多重要的音樂會,所有的外國精英都到場,音樂會結束後的交流中,我們會講很多中國的事兒,他們會更了解中國人的想法,搭建文化理解的橋梁,這很重要。”

  聲名累人,這經歷讓他日益老練,在處理一些問題上顯得小心翼翼。審訂父親那本自傳時,這一點就充分表現出來,逐頁翻看,屢屢指出其中措詞的不穩妥,在他看來,那些細節問題若被疏忽,可能引起輿論的負面反應或有失政治分寸。

  “任何一個出名的人,都會面臨一些是非。”郎朗覺得,從事藝術的人,必須維護好自己的形象,“我們每個人都是中國形象,維護好自己的形象,也就是維護了國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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