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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名漩渦中的郎朗

http://www.CRNTT.com   2012-10-25 08:10:48

外面的世界 　　外人很難理解這個行當的殘酷，即使成就如郎朗這般，地位也並不穩固。國際舞台就像一只高速轉盤，誰也不知道自己會否成為下一個被拋出的棄兒。今天的國際巨星，依然不能脫離被挑選的位置，其驚心動魄之處常常可以一場演出定乾坤。 　　“你和世界一流樂團、指揮合作，人家樂團不滿意，有新人出來了，比你彈得好，就把你給頂了。”郎朗身邊負責打理中國業務的主管李寧說，“一個中國人在國外揚名立萬，難度非常大。我們很多音樂家奮鬥半天，在國際上也打響過，最後回到中國，國際市場就失去了。” 　　古典音樂是西方人的領地，用郎朗的話說，在西方，“只要走到台上你就是少數民族”。而一個中國闖入者的存在感和人格完全可被忽略，此種感觸在他是極強烈的。“因為古典音樂界畢竟還是有一點種族歧視的，尤其是在90年代末。我初到美國時也受到嘲笑，他們說，中國人？彈鋼琴？上帝啊，你們能不能學點兒別的？他們覺得中國人頂多開個餐館完事兒了。” 　　到今天，郎朗已經在這樣的環境中站穩腳跟。中國現在只是他全球市場的1/5，一年之中他僅有兩個月左右在中國，更多時間是在全球各地來回飛奔，每兩天飛一個國家，每場演出前排練一到兩次就登台，如此頻密的安排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他自己則顯得一肚子憋屈，“誰不是排練一兩次就上場的？哪有職業樂團排練5次的？你就要這麼快地適應，沒有辦法啊。” 　　既有責備，也有捧舉。郎朗的全球開花，無疑是對中國人在某些領域弱勢心態的一種提振。他與已回到中國的姚明、成龍等人一樣，之所以被賦予“中國名片”的符號意義，正在於他們這些個體為中國的軟實力建設發揮了作用。崛起進程中的中國，需要這樣一些立體形象作為紐帶與外部世界更密切地溝通與融合。 　　李寧追隨郎朗已有6年，此前是美國一家僑報社的記者，有一年一個頒獎儀式，郎朗因在歐洲巡演未能出席。頒獎那一刻，現場的人紛紛站起來，注視著作為在場華人的李寧，向他鼓掌致意，“好像我就是郎朗，或是他的什麼人似的。國內的人可能體會不到，那種民族的喜悅感和自豪感真是無以言表”。 　　2009年，《時代》周刊將郎朗評為當年100位影響世界的人物之一，這讓他意識到自己有能量以一種非官方身份，透過藝術拉近世界與中國的距離，因而，“用音樂影響世界”就成了他的定位。官方顯然也認同他身上的某些力量，去年選舉他為全國青聯副主席，這代表著一種政治認可。 　　但這些事情對他的形象塑造來說，並不全然是有利的。在很多場合，扮演著“國家形象”的郎朗會選擇彈奏中國傳統曲目。2011年元月，中國元首訪美，白宮舉辦專場音樂會，邀請郎朗演出，他即興彈奏一曲《我的祖國》，此曲誕生於抗美援朝期間，故有關郎朗敢於在白宮反美的聲音鬧得沸沸揚揚，弄得他緊張起來，呼籲不要將藝術貼上政治標簽。 　　但樹大招風，在國際上行走，各種政治訴求找上門來，幾乎是難以避免的。“他20多歲時這種事就找上來了，但讓人利用藝術來搞政治的事情是不能幹的。”在朱雅芬看來，郎朗並不糊塗，還是有政治頭腦的。 　　在國外，有時被問到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雖心生反感，但郎朗表示自己一直在嘗試建構一種解決機制，“很多重要的音樂會，所有的外國精英都到場，音樂會結束後的交流中，我們會講很多中國的事兒，他們會更了解中國人的想法，搭建文化理解的橋梁，這很重要。” 　　聲名累人，這經歷讓他日益老練，在處理一些問題上顯得小心翼翼。審訂父親那本自傳時，這一點就充分表現出來，逐頁翻看，屢屢指出其中措詞的不穩妥，在他看來，那些細節問題若被疏忽，可能引起輿論的負面反應或有失政治分寸。 　　“任何一個出名的人，都會面臨一些是非。”郎朗覺得，從事藝術的人，必須維護好自己的形象，“我們每個人都是中國形象，維護好自己的形象，也就是維護了國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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