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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失蹤的大師

http://www.CRNTT.com   2013-01-02 09:22:43

“他們都退出去了，給我們一個單獨談話的機會。一位女同志有時會進來看看，照顧照顧我母親。談了有一個鐘頭吧，我父親多的也不問，他就問問家里的孩子。我就拼命講他認得的那些人，夏鼐怎麼樣了，陶孟和怎麼樣了，還有家里的一些親戚。我那個時候很窮，按這里給我準備的，穿得好一點。我的情況他大致也都知道，他是希望看見我們全家的人啦。要是他肯留下，當然就見面了，那會兒他們都在北京等著，隨時準備去，說要是老先生多呆幾天就見到了。” 　　“後來就吃飯，一餐非常豐盛的飯。那時候還在困難時期，我記得是把我從農場里頭抽回來的，我在鄉下搞社會主義教育呢。出來的時候我還帶著老鄉的兩個玉米，生的，啃著回城的。我不記得那餐飯吃的什麼了，但是記得有茅台酒，我多少年沒見過了。我父親也是愛喝酒的人。他喝了兩杯，說不錯，挺好。後來他們走的時候，我前後左右都是穿便衣的安保人員。事先就跟我說了，千萬別過那條線，就是地上劃的，用顔色標了一下的邊界線。當時我手里拿了一串香蕉，也是多少年沒見著的水果了，我看我母親身體不好，我說你帶著路上吃吧。我就想遞給她，結果走到邊界線了。旁邊的人示意，指指那條線。他們過去了，我不能過。” 　　李光謨以為Y先生真是旅行社的人，後來聽說他死了，還想寫封信到香港去慰問他的家屬。“有人說也許他不是真死，是被派去別的什麼地方了，我這人真糊塗！” 最難使之滿意的老師 　　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系主任，李濟當了10年。他認為考古不是與社會脫節的學問： 　　“專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似乎帶些神秘性；“過分專門”已有譏諷的意義了。但是社會，尤其是現代的社會，是崇拜科學的。考古學與民族學都是科學事業，若有過分專門的嫌疑，也許還是它們的專門專得不夠徹底的緣故吧！真正的專門學術，沒有與社會完全脫節的；試看考古學如何影響了歷史，歷史家的意見如何影響了現在國際的關係！民族學如何影響了社會以及政治！這些影響都可以放射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上去。 　　而發揮影響的開端，必須是這些學科本身的培植和滋長： 　　中國學術在世界落後的程度，只有幾個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我們這一民族，現在是既窮且愚，而又染了一種不可救藥的，破落戶的習慣，成天的在那里排〔擺〕架子，談文化，向方塊字“拜拜”——這些並沒什麼“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為天地之大，只有這些。 　　但是，每一個中國人——我常如此想——對於糾正這一風氣都有一份責任；所以每一個中國人，若是批評他所寄托的這一社會，必須連帶地想到他自己的責任。據我個人的看法，中國民族以及中國文化的將來，要看我們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現代學術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識，求真理的人們…… 　　李濟就像一個大家庭的家長，為考古人類學系創立了一個優良傳統，並通過師生關係把這個傳統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同時他也是一個“最難使之滿意的老師”。本系的學生，最初兩屆出了李亦園、張光直等人，此後逐漸令人失望。李濟講課時感覺有好些新問題，聽講的學生卻無人發問，問題也就沒“滋長起來”。某次一年級年終考試，56位學生只一半及格，本系的12位，最好的也沒到70分。他心里很不舒服。與之相應，有年輕人顯露天分，他便不遺餘力提攜他“上路”。 　　他生平最得意的學生，一個是夏鼐，在大陸成了共產黨“又紅又專的考古家”；一個是張光直，台大畢業後去哈佛讀人類學——和老師當年一樣。李濟面對他就像父親面對兒子，嚴厲中飽含寄望。在給張光直的信中經常出現的話題包括：哈佛人類學課程的教法、參考書目，大陸新近發表的與古人類化石、考古有關的論文，國外關於中國史前文化的討論、相關著作。因為在美國容易找到的材料，“在台灣難得看到”——他從未間斷地關心著島外考古學的進展。 　　做了許多年教師，他養成一個習慣，“看見了學生們，就想到中國的命運。他們集體的思想、行為與人生觀，似乎就是中國前途的一個縮影”。一次，他在一個場合意外地聽到一群沒考取大學的青年哼唱民歌，開頭幾句是：“有些人的兒女，在美國結婚；/有些人的兒女，在台灣當兵！/結婚的兒女們，快成美國人了；/當兵的兒女們，要回大陸去……” 　　這類印象壓得他有點透不過氣：是不是現代的青年中國人都不願意作中國人了？ 　　他希望出國的學生能陸續回到台灣，“我想我能安置他們”。對寄望最多的張光直，更是在信中屢屢催促。張光直說他對回台灣後的遠景頗有一番理想，顧慮的是，理想會被實際所折磨。李濟“很願意效勞”，為他籌劃回台後的工作和生活，並答應他，“只要你有可以實行的計劃，我一定盡我的力量促其實現。” 　　“美國雖好，不是青年人久戀之鄉”，因為“作學問是要自己開辟一個境界的”。“我最親切的希望，為能幫助你們這一群年青力壯又有作學問志趣的，把傅孟真先生卅年前所燃的這一把新史學的聖火負責傳遞下去。”在他看來，台灣的工作環境不如海外，老一輩誠然有責任；但民族要延續下去，有才幹的青年人如果都留在海外，民族的前途還有何指望？ 　　但史語所“將近十八萬卷的書，卅萬張以上的檔案，二萬五千片以上的有文字的甲骨，十萬件以上的考古標本等等”，終於沒有等來那個他寄望最多的得意門生。1960年拿到博士學位後，張光直投奔了耶魯。 　　最終，繼承李濟衣鉢的是他從大陸帶到台灣過繼的次子李光周。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後，他也去美國深造，最後回到台大執掌考古人類學系。但李濟去世後幾年他也不幸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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