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糾結的“諾貝爾倫理”

http://www.CRNTT.com   2012-12-13 11:38:23

北京時間11日淩晨，莫言在諾貝爾頒獎典禮晚宴上發表獲獎感言。 　　中評社北京12月13日訊／近日，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瑞典發表的一些言論引來了不少人圍觀，贊成者與非議者互不妥協，在國內形成了可以叫“莫言爭端”的現象。就此，南方網今日刊載杭州師範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練軍的評論文章“令人糾結的‘諾貝爾倫理’”，内容如下：   　　 近日，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瑞典發表的一些言論引來了不少人圍觀，贊成者與非議者互不妥協，在國內形成了可以叫“莫言爭端”的現象。 　　如果發表言論的是其他人，甚至是兩個月前尚未被宣布授予諾獎的莫言，那是否還會廣受關注並釀成滔滔輿論，就不無疑問。是故，莫言爭端的出現，與其說是因為莫言的言論，毋寧說是緣於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這個新貴身份。 　　作為第一位中國國籍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被社會大眾寄予了厚望，被期待擔當起為政治正義而呐喊的所謂“諾貝爾倫理”之職責。但莫言認為，有的作家願意回答政治問題，有的作家不願意回答政治問題，這是作家的自由。他強調自己屬於對政治沒有研究因而不願意回答政治問題的作家，並建議大家“少關心一點讓人打架的政治”。莫言在瑞典領取諾貝爾獎的同時，並未像社會公眾所冀望的那樣同時“領取”為政治正義發聲的“諾貝爾倫理”。民間社會出現莫言爭端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其實，所謂“諾貝爾倫理”，到底包含哪些內容，甚至有沒有這個倫理，都是可以討論的，至少諾貝爾獎官方未曾正式提到過這個問題。社會大眾對“諾貝爾倫理”熱切期待，其背後實際上是對“貴人行為理應高尚（noblesse oblige）”的渴望。 　　“貴人行為理應高尚”，原是歐洲中世紀的貴族制社會中的一種貴族文化。在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看來，“貴人行為理應高尚”包含著兩層含義：一，具有較高自然禀賦的人們的利益，應限制在有助於社會的較貧困部分的範圍之內；二，那些較有特權的人們負有把他們更緊地束縛於一種正義制度的職責。簡言之，貴人就應該顧及社會基本的平等公正，並使自己的一切言行符合政治正義制度之基本原則。 　　對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莫言用“很像一個童話”來形容。儘管莫言一再聲稱，獲獎之後他依然是農民的兒子，但這個“童話”已經使他華麗轉身成為一位貴人。對於這種身份的轉變，莫言有切實的體悟。他說，獲獎之前他在北京街頭騎自行車沒人理睬，但獲獎之後他出現在北京街頭，就有好幾個姑娘追著他照相合影。同是莫言，但過去和現在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其根本原因在於獲得諾獎猶如黃袍加身，人未變但身份變了，由一個作家變為一位“貴人”了。 　　但身份的突變並不必然意味著有關的道德理念、公共精神及生存哲學隨之迅速升華。瑞典文學院在授予莫言諾貝爾文學獎的同時，不可能附帶授予他符合所謂“諾貝爾倫理”的道德理念、公共精神和生存哲學。甚至莫言本人想在獲獎之後改變自己，像民間社會想象的那樣去履行諾貝爾倫理，亦不容易。畢竟，小時飽受饑餓、大時幾經風浪的莫言，心理年齡像他的實際年齡一樣大，甚至大得多，個性心理已然成熟至頑固程度，要改變絕非像授予諾獎這種物理行為那樣簡單。 　　人生中經歷的大災小難，早已讓莫言變得老成世故，使他養成了獨特的生存智慧。像絕大多數當代作家一樣，莫言並沒有通過文學完成“救贖”的夢想與使命。天要降諾獎於莫言容易，但要改變莫言的生存哲學則難矣。 　　既然難，那社會民眾就不應強莫言之所難，不應要求他立即像換了一個人一樣履行“諾貝爾倫理”的職責，並立即“開始一種關於美德的戰鬥”（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是諾貝爾倫理的信徒，而僅僅是一個鄉願作家，這誠然遺憾之至。但我們更應該認識到，鄉願沒有錯，鄉願更無罪，還是由它去比較好。外界對此的爭辯也許有利於政治正義的啟蒙，但應坦然接受文學才情出眾的莫言對這種啟蒙了無興趣的事實。 　　“我們不要以（為）只要是作家，就是一個高尚的人。”莫言對作家群體的如許認定，或許亦可視為對他個人人生定位的不經意表白。生活中的莫言是個謙謙君子，但他是否具有貴族意義上的高尚品格，則值得懷疑，儘管諾獎已經使他身不由己地成為一名貴人。 　　貴人行為理應高尚，這在貴族文化的發源地歐洲亦充滿著不少想象成分，不高尚的貴人所在多有。對於莫言的所謂“不高尚”，大可不必義正詞嚴地苛刻批駁。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正義的締造者，就像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非正義的受害者一樣。與其譴責那些所謂的“不高尚”之舉，還不如我們每個人自覺地用自己的高尚行為去培植那種造就“貴人行為高尚”的文化與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