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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2013：敬畏細微處的努力

http://www.CRNTT.com   2013-02-16 12:28:30

吳稼祥 著名學者、作家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歷史學者 朱学东 《中国周刊》总编辑 　　中評社北京2月16日訊／2013年1月19日，騰訊書院第五期《預言2013》在騰訊於世貿天階的會所“騰訊匯”舉辦，知名學者吳稼祥、雷頤，《中國周刊》總編輯朱學東回顧2012，預言2013。他們談到了關於“幸福”、“諾貝爾獎”以及“方韓大戰”的年度關鍵詞，雷頤談到啟蒙，他認為這個時代，所謂的啟蒙是個人把個人的知識獻給大家，“我從網絡上看到很多所謂的草根，很多觀點非常精彩，大家彼此在網絡海洋中貢獻自己的知識，互相分享。此外學者們探討了對於現階段中國變化的認同。朱學東說，一條瘸腿的老鱉，它堅持走，也能走出千里。這一塊我們這個社會目前最缺少的是對細微處努力的敬畏和敬仰，我們大家都是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吳稼祥則期待：我們這個國家整個從上到下，都不要過於著急。而“中國1911年之前是太不著急。” 回顧2012：話不好好說，便無有效交流 　　對2013年的預言，以對2012年的回溯開始。 　　歷史學者雷頤對2012年的觀感，集中於三方面：第一是重慶的“震撼性事件”；其二是釣魚島之爭，在他看來，“紛爭中的暴力，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我們長期對文明、對人道主義教育方面的缺失”；其三，是十八大。 接過話柄，政治學者吳稼祥分析了“換屆綜合症”；《中國周刊》總編輯朱學東則詳解了文化領域三大關鍵詞。 　　入朱學東之眼，2012年文化領域裡面，第一關鍵詞當屬“諾貝爾獎”。“關於諾貝爾獎，討論很多，諸如中國到底誰獲得諾貝爾獎，還有誰被提名過很多爭議，我們還預測誰能獲得下一個。這種討論很有意思。在我看來，任何一個中國人獲得諾貝爾獎，都會恭喜——儘管我看小說看得很少，也是恭喜。畢竟這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開辟了一條路徑。“它帶動了一些文學作品的銷售。當然，不僅帶動了文學作品的銷售，還會帶動其他很多方面。” 　　第二關鍵詞，朱學東毫不猶豫地給了“方韓大戰”。“我一直是一個旁觀者，無意間被捲入，從來沒有真正上去打這場戰爭，沒有任何意義。但我做了一篇文章叫《有話為什麼不能好好說》。話不好好說，就沒有有效交流，也不可能構建我們的理想社會。如果每個人都用很極端的方式做一些事情，譬如，利用140字，或者社交平台上無法完成充分表達的東西，來做過分的對抗性表達，它傷害的不僅是你的對手，同時傷害著自己，也傷害著我們應該累積的向上的力量。” 　　在社交化媒體平台，打這樣的大戰，最大的後果，是導致知識階層的分裂。分裂這個東西是非常殘酷的，讓兄弟反目，讓飯局不能好好吃。 　　第三個關鍵詞，朱學東獻給了“幸福”。“中央電視台問，你幸福嗎？莫言說，我也買不起房；人家說，我姓崔。中央電視台在新聞里播幸福嗎，這是非常罕見的。尤其是能夠把姓崔、不理你、知道但不告訴你等等情緒和狀態在新聞節目里播出來，這在2012年的中國是一件大事。可能有人認為，我說的過於誇大了，但回頭想想，中央電視台往常播什麼，你就會明白，這些能夠播出來，實屬不易。 　　朱學東稱，央視的“幸福”之問，讓他聯想起一位波蘭導演，在作品《紅白藍》中，有類似呈現。“他在波蘭首都大街上問了大概40多位波蘭民眾——從生命之初的孩童，到七八十歲的老人，問什麼呢？第一你是誰，第二你最害怕的是什麼，第三個你最期待的是什麼。” 展望2013：點滴改變，從我做起 　　對已經到來的2013年，雷頤表示，“2013年，如果沒有什麼突發性事件，會是比較平穩的一年。”學者吳稼祥則表示了對釣魚島事件的擔憂。對此，雷頤也深以為然。“我最擔心的，釣魚島事件千萬別失控，以免把中日兩國拖入戰爭之中。戰爭造成的民族精神創傷，無論於日本還是中國，是很難修復的。哪怕是引發了擦槍走火的小規模衝突，都很容易使兩個國家的民間情緒陷入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回望中國歷史，好幾次啟蒙，都為戰爭危機所打亂。這是很讓人揪心的。” 　　吳稼祥稱，“我最期待的，是我們這個國家，從上到下，都不要過於著急。我期待，緩解腐敗，縮小貧富差距，讓弱勢群體生活改善，在民營經濟的發展上給予更多支持，有一些更好的政策，以緩解社會矛盾。現在，我們看到有不少好的苗頭出現，比如說領導人提到戶籍制度改革、勞改制度提請人大審議改革或者廢止、土地出讓金有所提高等等，都是朝著增加個人自由、增加公民權平等的方向在推進。有這樣一個方向，再輔之一些踏踏實實的措施， 2013年定能平穩渡過。有了平和的心態，明年可能會考慮一些更加長遠的改革事宜。” 　　朱學東表示，在新的一年，如何控制“突發性事件”，國家層面，需要大智慧，需要更高的視野，更開闊的胸懷，和歷史的眼光。對個體而言，“我們就做好自己，在家里做好兒子，好父親，到單位上做記者的就寫好文章。”“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某種程度上是放一點權利、讓老百姓自己對自己的權利做判斷的歷史，結果這個國家大變樣。農民有農民的價值判斷，工人有工人的價值判斷，知識分子有讀書人的判斷。沒有普羅米修斯，沒有上帝，沒有君王，我們自己對自己有判斷。譬如，我知道如何做一個好父親，我知道如何做一個好兒子。這樣的變化是我們所期待的。我特別怕巨變。像微生物一樣的變化，一點點一點點的變化，是震蕩最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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