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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怎麼樣的公民教育

http://www.CRNTT.com   2013-02-19 14:18:57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人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秋風 　　中評社北京2月19日訊／當社會轉型進入瓶頸，除了訴諸改革，對公民道德的強調，開始以各種方式進入人們視野，無論是官方話語、學界討論還是民間輿論的不同空間，無論是“道德血液”、“公民道德”、“良心”的不同表述，都在指向關於公民個體的德性問題，而公民個體的德性問題，又在一個建立現代國家和公平社會的語境下，必然地擁有它的公共含義。有意思的是，從西方的新共和主義，到回溯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都似乎在一個問題上取得一致，而這個一致的背景，則是全球範圍內因自由主義過度發展而導致的物質化和平庸化，以及由此對人的德性以及公共生活造成的影響。日前，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人博，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秋風，就當代中國社會公民教育的意義和走向，向《南風窗》記者闡述了他們的理解。 　　兩個倫理：西方轉型的啟示 　　《南風窗》：王人博老師近年對梁啟超有深入研究。作為“五四”一代人的精神導師，梁任公在經歷立憲、革命種種之後提出他認為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最關鍵的問題：中國人能否承擔得了現代國民的任務，並提倡“新民”。那麼，如果我們把現在的處境和梁啟超或“五四”一代人所處時期比較的話，現在的公民教育語境是否能和當時對接上，還是有一些新的挑戰或是任務？ 　　王人博：中國的現實是一個特別複雜的局面，人口多，文化和地緣差異大，同時，鴉片戰爭後經歷100多年的折騰。又有歷史問題，又有現實問題。當然,從一個代際來看的話，梁啟超一代和 “五四”新文化一代，和我們肯定是有區別的。 　　比方說，梁啟超當時認為，中國要轉型，首先要有一個士紳階層的崛起，或曰 “中等社會”。我們現在一般用“中間階層”或是“市民社會”的概念，這兩個概念跟士紳社會肯定是不一樣的，反而更接近於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從構成上，今天的中間階層包括律師、醫生、大學教授等，和當時傳統的士紳構成不一樣；從人數來看，中國目前的中間階層，或者說市民主體，人數越來越多，那麼條件應該說比“五四”時更成熟。梁啟超認為第二個條件是，我們如何從現代語境下的市民社會轉型為一個公民國家。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比較悲觀，從理論上講，轉型成功肯定是由中產階層推動的。但是真正從一個物質意義上的中產階層，轉變成一個政治意義上的公民，並不是順理成章的。西方的這個過程，具備了兩個條件，一個是宗教倫理，一個是政治倫理。宗教方面，有基督教對人的教化；政治倫理方面，物質上富裕的這批人，他要享受權利，那麼通過共和體制的安排，給他們帶來了一個新的政治倫理，那就是責任。到底一個有知識有教養的這麼一個階層，我要為社會承擔怎樣的責任？這個階層的責任和權利是不能分割的。這兩點，是西方轉型時很重要的兩個因素。但中國呢，第一，我認為儒家倫理在中國向公民社會過渡時，太過理想化。第二，政治倫理，這是我們現在缺乏的。從物質上講，中間階層這批人已經上來了，但政治倫理、政治道德、身份帶來的責任意識，現在都挺缺乏的。如果這兩方面都不能形成，我認為公民社會還是比較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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