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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怎麼樣的公民教育

http://www.CRNTT.com   2013-02-19 14:18:57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人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秋風
  中評社北京2月19日訊/當社會轉型進入瓶頸,除了訴諸改革,對公民道德的強調,開始以各種方式進入人們視野,無論是官方話語、學界討論還是民間輿論的不同空間,無論是“道德血液”、“公民道德”、“良心”的不同表述,都在指向關於公民個體的德性問題,而公民個體的德性問題,又在一個建立現代國家和公平社會的語境下,必然地擁有它的公共含義。有意思的是,從西方的新共和主義,到回溯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都似乎在一個問題上取得一致,而這個一致的背景,則是全球範圍內因自由主義過度發展而導致的物質化和平庸化,以及由此對人的德性以及公共生活造成的影響。日前,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人博,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秋風,就當代中國社會公民教育的意義和走向,向《南風窗》記者闡述了他們的理解。

  兩個倫理:西方轉型的啟示

  《南風窗》:王人博老師近年對梁啟超有深入研究。作為“五四”一代人的精神導師,梁任公在經歷立憲、革命種種之後提出他認為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最關鍵的問題:中國人能否承擔得了現代國民的任務,並提倡“新民”。那麼,如果我們把現在的處境和梁啟超或“五四”一代人所處時期比較的話,現在的公民教育語境是否能和當時對接上,還是有一些新的挑戰或是任務?

  王人博:中國的現實是一個特別複雜的局面,人口多,文化和地緣差異大,同時,鴉片戰爭後經歷100多年的折騰。又有歷史問題,又有現實問題。當然,從一個代際來看的話,梁啟超一代和 “五四”新文化一代,和我們肯定是有區別的。

  比方說,梁啟超當時認為,中國要轉型,首先要有一個士紳階層的崛起,或曰 “中等社會”。我們現在一般用“中間階層”或是“市民社會”的概念,這兩個概念跟士紳社會肯定是不一樣的,反而更接近於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從構成上,今天的中間階層包括律師、醫生、大學教授等,和當時傳統的士紳構成不一樣;從人數來看,中國目前的中間階層,或者說市民主體,人數越來越多,那麼條件應該說比“五四”時更成熟。梁啟超認為第二個條件是,我們如何從現代語境下的市民社會轉型為一個公民國家。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比較悲觀,從理論上講,轉型成功肯定是由中產階層推動的。但是真正從一個物質意義上的中產階層,轉變成一個政治意義上的公民,並不是順理成章的。西方的這個過程,具備了兩個條件,一個是宗教倫理,一個是政治倫理。宗教方面,有基督教對人的教化;政治倫理方面,物質上富裕的這批人,他要享受權利,那麼通過共和體制的安排,給他們帶來了一個新的政治倫理,那就是責任。到底一個有知識有教養的這麼一個階層,我要為社會承擔怎樣的責任?這個階層的責任和權利是不能分割的。這兩點,是西方轉型時很重要的兩個因素。但中國呢,第一,我認為儒家倫理在中國向公民社會過渡時,太過理想化。第二,政治倫理,這是我們現在缺乏的。從物質上講,中間階層這批人已經上來了,但政治倫理、政治道德、身份帶來的責任意識,現在都挺缺乏的。如果這兩方面都不能形成,我認為公民社會還是比較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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