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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城市化應實現農民工市民化

http://www.CRNTT.com   2013-02-22 08:53:31

挖掘勞動力供給潛力 　　文章分析，中國長期處於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享受到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具有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和人口撫養比持續降低，通過以下幾種途徑轉化為人口紅利。 　　首先，勞動年齡人口的長期上升趨勢，加之教育規模的迅速擴大，為經濟增長創造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必要的人力資本條件。 　　其次，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發生的時間，人口撫養比的長期降低則維繫了高儲蓄率。這使得中國在較長時間里可以依靠資本的投入推動經濟增長。 　　第三，勞動力大規模從生產率低的農業，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非農產業，創造出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成為改革期間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而成為經濟高速增長的源泉。 　　惟其如此，一旦人口結構向著不利於經濟增長的方向發生變化，即人口紅利消失的話，潛在經濟增長率必然下降。事實是，中國15歲－59歲勞動年齡人口已於2010年到達峰值，隨後開始負增長。伴隨著勞動力供給的變化，資本邊際回報率也已經開始降低。即便生產率提高速度保持不變的話，中國GDP的平均潛在增長率，也將從“十一五”期間的10.5%下降到“十二五”期間的7.2%，並在“十三五”期間進一步下降到6.1%。 　　潛在增長能力是一個與生產要素的供給能力以及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相關的概念，因此，靠以刺激投資為抓手的需求拉動，並不能改變潛在增長率。然而，從供給方因素入手，提高潛在增長率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根據我們所做的一項模擬，至少有兩個變量的改變，可以顯著地提高未來的潛在增長率。而這兩個變量都可以通過農民工的市民化產生有利的變化。 　　第一，如果在2011年－2020年期間，每年把非農產業的勞動參與率提高1個百分點的話，這一期間的年平均GDP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0.88個百分點。在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的情況下，仍有增加勞動力供給的辦法，那就是提高勞動參與率。農民工沒有城鎮戶口、社會保險覆蓋率低的現實，意味著他們作為城鎮所需勞動力的主要供給者，就業預期不穩定，從終身來看，非農勞動參與率也較低。 　　這表現在，一方面，隨著宏觀經濟的波動，農民工常常受到周期性失業的衝擊，許多人甚至不得已而返鄉。另一方面，由於不能享受相關的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特別是不能預期在城市頤養天年，他們在較低的年齡上就主動退出了城市勞動力市場。據國家統計局調查，2011年，在本鄉鎮就業的農民工中，40歲以上的占60.4%，而在外出農民工中，40歲以上的僅占18.2%。可見，以市民化為核心的城市化，無疑可以穩定農民工的勞動力供給，提高他們的實際勞動參與率，產生提高潛在增長率的積極效果。 　　第二，如果在2011年－2020年期間，全要素生產率的平均提高速度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的話，這一時期的年平均GDP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0.99個百分點。固然，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諸多途徑，但是，在農業勞動力比重仍然較高的情況下，推動剩餘勞動力的持續轉移，可以繼續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並不意味著農業中剩餘勞動力的即刻消失，而只是以不變的生存水平工資，不再能夠吸引勞動力轉移。 　　2003年－2011年期間，農民工工資的年均實際增長率達到12%，並且呈現逐年加速的趨勢。這個增長速度是符合中國經濟到達劉易斯拐點的預期的。但是，工資增長如果繼續加快，超越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以及超過企業的承受力，就可能演變成休克式的結構調整，不利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因此，借助政府公共政策的調整，即推進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城市化，既可以達到推動農村勞動力繼續向城市轉移的目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又能夠給企業留出必要的時間進行調整與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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