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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權:美國訪學見聞

http://www.CRNTT.com   2013-04-22 14:45:40  


 
談大選所見:他們像售樓登記般拉選票,工作之細致令我震撼

  主持人:您在美國的一年正好是美國大選年,您有近距離觀察他們的選舉小組和選舉辦公室嗎?有沒有參與其中?

  王功權:沒有,因為我自己的事情也挺多,這期間美國東部大學華人學生學者聯合會邀請我做專題演講,前後有8、9個大學的演講。還有其它方面圍繞中國課題的學術討論會,這一年中國發生很多事情,包括王立軍、薄熙來等事情。如此,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參與大選細節。只是某次我跟朋友去發現美國大選拉選票很具體,活兒很細。某天早晨去費城,一個大車把紐約這邊支持奧巴馬的人拉到費城,把大家放到一個公園裡,先經過訓練,即大家要做什麼,應該怎麼做說。他們做什麼?在公園附近的一個小區,他們挨家挨戶敲門,問每一家:你是不是願意支持奧巴馬。如果願意先填寫一份表,這個是意向表,並不是最後的投票。我很奇怪,為什麼要填這個意向,到時不按這個走怎麼辦。其實這不重要,只是做一個初步統計。而且這個小組由原來有經驗的人領著沒有經驗的人包兩棟樓,那個小組包兩棟樓,家家戶戶敲門,每戶叫什麼名字,以前支持哪個黨等,分別用紅色和藍色標出來。就好象我們的售樓公司,哪個樓盤、哪個房間賣出去,哪個沒賣出去一樣,做表統計。並且進行訓練,注意什麼,先講什麼,如果人家抵觸怎麼進行溝通。那天我很震撼——美國拉選票的活做到如此細致的程度是我沒有想到的。

  主持人:也許,就是向售樓公司學習的?或者說,中國未來如果搞選舉可以直接向售樓公司學習。這種統計是社區助選選舉委員會在做,還是獨立的第三方統計公司?

  王功權:我不知道他們的統計資料從哪兒來,但當時我很震撼:竟可以統計到每一戶叫什麼名字,原來支持誰。我沒有想到細致到如此程度。這項工作不是當地社區所做,而是社會上自發支持奧巴馬的團隊。假如我支持奧巴馬,我就召集這幫人到競選工作辦公室看哪些地區的選票需要我們去拉,然後分配任務。比如朝陽區還有機會,領到這個東西,從那裡拿到這個圖。這個圖一般不是隨便給,因為要先拉起一幫人去會擔心帶來一些問題,一般是張羅這些事情的主要協調人,一到兩個人是競選辦公室的,領到哪個城市、哪個區,具體到什麼樣的程度。填寫了這張表支持奧巴馬,回過頭不支持不重要,先拿到一個初步意向,然後迅速全範圍的統計上去,這樣就能不間斷地知道自己的支持率。工作細到這樣的程度是我所沒想到的。 

“談華人政治關注:有的振奮、有的希望、有的迷茫。” 

  主持人:您在美國的學校做演講,對整個華人圈或者整個朋友圈的政治意識有沒有觀察?一般華人不太關心政治,您所接觸的朋友圈他們關心政治嗎?

  王功權:你問的問題,我試圖倉促整理一下我的思路,我將在美華人分成三種類型:一類是屬於在美國工作並且融入到美國社會或者拿到美國國籍、綠卡的長期工作的華人,這是一個群體;二是留學生群體,包括在那裡準備上學、正在上學或者上學後一兩年逗留、尋找工作機會抑或短期工作準備回來的;三是中國企業家群體,在那邊很多人是中國企業家,甚至,我在國內想見到這些偉大人物很難,但在那邊稍不留心就遇到了。比如在曼哈頓最南端的炮台公園(曼哈頓繁華地段的繁華地段),有幾棟正在對外銷售的新樓盤,到那兒一打聽,中國不少企業家在那兒都買了樓,晚上沒事他們會在下面喝茶,給人感覺中國企業家在那兒特別囂張。

  第一類群體對中國這些年的發展很振奮,並且對祖國的問題能多一些包容,對政府、國家充滿希望。他們在心裡希望中國民主轉型,更重視人權,但對中國取得這樣的成績確實很高興。他們會舉過去中國沒有這麼強大時,他們被人歧視的例子來說明今天祖國的發展很重要。

  學生群體最大的壓力是就業,在美國學習花費很大,不管家庭好還是不好的孩子在那兒算自己幾年的花費,希望自己經濟盡快獨立或者掙一點錢,至少不成為父母的負擔,懂點事的都是這樣。花天酒地的學生我碰到的不多。大部分學生希望自己盡快獨立,這可能在那兒受的教育有關,而且孩子離開父母後特別懂事。所以在美國尋求就業會多一點。他們對中國社會的態度,比如存在的問題、希望中國變革這是普遍的。如果自己現在投入這樣的職業推動社會轉型或者中國社會改革的工作,覺得自己沒有精力基礎,好像讀了這麼多年書不掙錢,在沒有工作的前提下天天呼喚自由民主也不現實。他們非常關心,也希望參與,有一少部分希望做一點事,但更多的是希望解決自己就業和職業問題,之後做對國家有貢獻的事情。整個來看是蠻好的。

談政商關係:公權力大規模介入經濟領域,使得企業難做

  企業家群體是另外一種情況,基本覺得國內生意沒法做了。雖然被罵官商結合,但官員吃相太難看了,想結合也沒那麼容易。如果有可能就躲出來,移民或者把財產挪出來,至少讓孩子在外面學習,如果業務能在國外落地,則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風險。給我這樣的感覺會多一點。

  主持人:我特別關心的是在美國的企業家群體。從媒體上也能看到不少企業家的言論。比如去年11月份在騰訊思享沙龍上請到了首創的劉曉光先生,他講到這幾年來企業自主權全面倒退;前不久的亞布力論壇上任志強說到國進民退是最大的倒退;您怎麼看他們說到的現象?

  王功權:這麼多年中國經濟發展,媒體和社會給企業家高度關注,企業家的做法、觀點在社會上往往產生很大影響,有時會當成風向標的東西。但在中國體制下,民營企業群體是弱勢群體。我說“弱勢群體”不是指他手頭錢少,而是跟政府權力博弈過程中是一個弱勢群體。我國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後,全國轉向經濟發展為核心,可政府卻沒有在法律上做更多的事給社會更大的空間。改革以來的前十幾年比較好,政府立法,倡導給民間空間。後來漸漸變了,特別是政府的層層官員隨著長期抓經濟工作後,對商業越來越熟悉。現在很多政府官員對怎麼做官、怎麼運用和駕馭公共權力提供公共服務不清楚,但怎麼招商引資、怎麼搞企業,中國官員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最強的群體,官員都往商業上花功夫,由此導致公共權力大規模進入到經濟領域。比如去蓋樓、辦廠,這個成效看得見摸得著,改善財政、帶動地方經濟,他們覺得這個事挺好。就像當年堅信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一樣,現在怎麼講,也完成不了這個轉型。堅信發展是硬道理,我呼籲必須從“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發展是硬道理,但並不是政府用權力直接推動經濟。由於政府做這樣的事侵占民營企業的空間,所以企業越來越難做。我說說民營企業家是“弱勢群體”是這個意思。 

  最近關於稅務問題,政府出台一個稅工商界馬上就知道利弊如何,但沒有辦法,既不能夠有效的發聲,更不敢聯合。平時沒有辦法只能小心翼翼地維護跟官員的關係、跟權力的關係,盡可能做到不受傷,做一個事不至於給我添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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