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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審視:日本為何不服氣東京審判

http://www.CRNTT.com   2013-09-14 10:23:33  


東條英機被審判庭傳訊
 
  審判是“政治權力的工具”,被告選定、適用罪名等都從屬於美國的占領政策

  東條英機在臨刑前曾表示:“歸根究底,這是一場政治審判。它只是勝利者的正義而已”。東條的說法或許不足采信,但對東京審判提出質疑者,也包括參與審判的印度籍法官帕爾(Radhabinod Pal),以及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當東條的辯護律師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請上訴時,道格拉斯拒絕受理,其理由是:東京審判“完全是政治權力的工具”,而“不是一場自由的、獨立的審判”。

  所謂審判“完全是政治權力的工具”,實質上是指審判受到美國戰後政策影響,即美國在東京審判過程對被告人的選定,適用法律、適用罪名等進行幹涉。以被告的人的選定為例,其選定系依據美國“太平洋史觀”——“大東亞戰爭=進攻珍珠港=東條英機”。在這種史觀的影響下,造成審判對“官僚及財閥等人的責任未被追究”,忽視了日本對東亞民眾所犯的罪行。由中日韓學者所共同編著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書,就直指東京審判的缺陷:“由於美國單獨占領日本,所以對審判有絕對的發言權。基於利用天皇的影響而順利實施占領的考慮,美國與天皇的親信及政治家合謀,以‘東條等陸軍軍人對戰爭負責’為由,使昭和天皇免除了戰爭的罪責。官僚及財閥等人的責任也未被追究。”日本研究者同樣認為:“(免去天皇責任)無論在實際上還是在象徵性上,都大大削弱了東京審判的意義,表現出了東京審判具有的政治審判的性質。……天皇不僅沒有作為侵略戰爭的責任者受到追究,甚至沒有作為證人受到傳訊。這是因為美國為了順利有效地實施占領,根據占領政策上的判斷,認為天皇是一個非常有用的人物。而領會此意的基南檢察官,為了從東條那里引出免除天皇責任的證言,挖空心思地說教誘導,甚至到了滑稽的地步,這在今天已為世人所知。由此可以看出,審判最終還是從屬於美國的占領政策。為了實施占領政策,美國不惜無視最本質的問題,採取政治優先、權宜主義的政策。”(大沼保昭著;東京審判.戰爭責任.戰後責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26)

  審判是“偽善鬧劇”,盟國以“陰謀”論罪日本,是有意淡化其自身的侵略殖民色彩

  東條英機等23名被告,被判定自1928年1月1日起即互相串通,並開始執行他們宰制東亞及鄰近地區之“共同的計劃或陰謀”(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照判決書的說法,被告大川周明早在1928年以前,即已開始鼓吹日本應將東西伯利亞及南海列島、西太平洋納入其勢力範圍,並預言日本終將與西方勢力發生衝突。此後,約自1928年起,大川的這個陰謀變成了一小撮陰謀者的共同陰謀。從1928到1945年間,這一小撮陸續加盟的共同陰謀者,先與非擴張主義派系進行奪權鬥爭,然後通過對國家機器的掌控,控制了日本國族的心智及物質資源。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既定的、共同的陰謀,為了發動“借以達成陰謀目標之侵略戰爭”。

  日本研究者認為“陰謀罪”太過牽強、實難成立。批評者指出,“陰謀罪”在其母體英美法上已存在很多問題,將這樣一個概念用於國際法,且不只是適用於有關東軍蓄謀發動的九一八事變,而是總括性地使用與1928年—1945年,“是極有問題的”;此外,戰前日本政府、軍部方針存疑、意見有分歧,東條在戰爭結束前一年即失去權力,其內閣更曾一度設法與美國妥協,因此東京審判把日本的戰爭責任歸給一小撮互相串通的共同陰謀者,並把1928-45年間的一系列事件解讀成是陰謀之展現,這整個說法很顯然是一種十分簡化的、經不起檢驗的偽歷史,無法作為入人於罪的法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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