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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漢迷局：權錢交易涉黑都只是冰山一角

http://www.CRNTT.com   2014-05-14 12:30:32

這是起訴書中最早對劉漢商業和暴力結合的指控。劉漢在庭上自辯時，也提到這件經濟糾紛，但他的描述完全不同：“1993年，我不小心買了一批有色金屬，就禍從天降。那是別人詐騙的，要綁架我到湖南去挽回損失。當時湖南警方來抓我，我不知道跟公安有關，就讓我弟弟來看看。就這樣，你們指控我妨害公務。這事跟起訴書說的是相反的，我和我弟弟都是無辜的，我弟也是受害者。” 　　無辜還是惡意，尚待法律判定。但到上世紀90年代，劉漢的確已經在當地貿易領域形成了影響力，而且他的手段，一開始就有了商業與威脅相結合的性質。一位老同事對本刊記者回憶：“有一次下班經過平原公司，看見門口停了十幾輛卡車。後來才知道是從勝利油田開來的運油車。拉到廣漢後，劉漢就跟他們砍價，說如果不按他的價錢，就把車再拉回去，而且肯定你們在廣漢賣不出一滴油。” 　　劉漢的商業史就在這樣並不統一的講述中開始。這段充滿著混沌糾紛的經歷，不但讓劉漢完成了原始積累，還引導他進入另一個可以大顯身手的領域。 　　期貨市場 　　當劉漢開著貨車往返於崇山峻嶺間，以賺取高原和平原、計劃和市場之間的價格差額時，中國已經開始了一場針對價格的金融變革。一項新的金融工具和一個新的市場被引入國內，劉漢迅速參與其中，發揮了自己特殊的天賦。一位期貨界資深人士告訴本刊記者：“在我經歷的期貨史里，大部分是虧錢出去的，劉漢算為數不多在期貨市場賺到大錢的人。那兩年上億資金的大仗，他都沒有失敗過。” 　　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經濟正處於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關鍵時期，價格改革是核心環節。由於各種產品由固定價格轉成市場價格之後波動很大，尤其是農產品的漲幅，有時候價格波動一倍以上，如何控制風險成為高層和學者思考的關鍵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年輕學者田源當時就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辦公室價格組的副組長，主要是做價格改革和政策研究——他後來被稱為中國的“期貨之父”。田源去西方考察後，發現期貨機制是一個好的價格發現機制——現在交易的是未來三個月到兩年以後的標的物，它可以發現價格走勢，讓生產商和流通商調整未來的商業計劃。 　　田源等人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1988年度研究計劃中，將期貨市場試點研究列為重點課題。1988年2月，國務院領導看了研究計劃後，用大紅的粗鉛筆在題目下邊畫了一道，並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寫了一封信，信中的幾句話田源至今記得清清楚楚：“馬洪同志，請你組織幾位同志研究國外的期貨制度，用於保護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保持市場價格的基本穩定。”1990年，中國期貨市場研究小組開始在國內挑選試點。當時上海條件最好，但因為解放前上海就出過買空賣空跳樓的事情，人們認為期貨是投機魔鬼，上海不願意做。最後試點定在了鄭州，最早的產品是糧食。 　　這是中國期貨市場的緣起。政府的初衷是想利用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風險規避功能，來幫助市場買家確定未來的商業決策。但由於期貨是對手交易，多空雙方必有一輸，而輸贏的數額因為期貨市場的杠杆效應，會大大高於其他金融工具。期貨交易的保證金一般是5%，也就是說交5%的貨款，就能撬動20倍的交易金額。期貨還有個特質叫T+0，一天內可以多次買賣，相當於一筆資金一天內可以用好幾次，交易量巨大。“因此這是一個神魔一體的行業，它既有價格發現，風險規避的功能，也是多空雙方的博弈，具有一定的賭性。從這個角度說，它其實就是國家開設的賭場。”一位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入市的期貨業資深人士對本刊記者說。 　　到1993年底，全國已經出現了近30家期貨交易所，交易的產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農產品，第二類是生產資料，主要是鋼材、螺紋鋼和有色金屬。當時這兩個部門正要搞價格雙軌制，給了期貨交易的價格變動空間。劉漢的第一桶金就來自炒鋼材。 　　“1993年，國家當時搞宏觀調控，大宗商品一直下跌，期貨市場就有一批人炒作，期貨價格比現貨每噸高出700元。劉漢判斷這是個暫時現象。他在做貿易時和重鋼、成鋼有業務往來，建立了比較好的關係。這兩個都是大鋼廠，在全國可以排前10位，是交易所和鋼廠指定的交割品牌。劉漢以訂金的形式從鋼廠拿貨，國企因為要給員工發工資吃飯，就把貨以很便宜的訂金給他。他掌握著交割品牌後，在期貨市場上先做多，做到一定時候再翻空，將拿到的貨賣到期貨市場。他最早是靠這筆交易掙到錢。”一位曾參與劉漢期貨交易的人士對本刊記者說。 　　先做多，後做空，善於轉換位置，最後在做空上贏，是劉漢慣用的炒期貨手法。國內的期貨炒家大都願意做多，這符合中國人的傳統心理——買東西總是更有把握。但劉漢選擇了更冒險的站位。“做空是沒東西要賣東西，冒險性更大。你看期貨K線漲上去很長，但是下來都是垂直的。所以說他確實有膽量，有賭性。” 　　在進入期貨業前，劉漢對這種舶自國外的金融產品並不了解。一位知情人告訴本刊記者，他從上海高薪雇了兩個人幫他做日常交易，這兩個人只有20多歲，但確實是操盤高手。劉漢給他們年薪50萬元，這在1994年是相當罕見的。劉漢也自學過一些期貨交易的常識，比如保證金交易，杠杆交易和T+0，但他不學技巧，只做大的決策。他一年就做一兩次大的期貨交易，真正交戰也在一兩個月內結束，但事前準備會花上兩三個月時間。比如很早向專業人士搜羅信息，布局資金安排，把各方面因素甚至交易所都考慮進去。 　　在這位知情人的記憶里，劉漢的話不多，不是個顯露熱情的人，但比較講排場和面子。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他已經有兩部手機，吃飯地點大多定在當時成都最好的餐廳銀杏，常坐一輛老款奔馳或者黑色凌志，穿著名牌西服，配上1.80米的身高，看起來“有氣質，有派頭”。這位人士評價他“雖然沒有很高學歷，但有悟性，他能知道什麼時候抓好時機。特別是他知道炒期貨能表現人性的弱點，就是貪婪和恐懼。貪婪是做多了還要拿著，恐懼是輸了就崩潰。他為什麼贏？往往是他知道對方的軟肋和弱點。”這些特點在後來與北京富豪袁寶璟的對戰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到1994年，曾經對期貨交易頗有疑慮的地方政府發現了交易給地方經濟帶來的好處。交易所產生後，不僅帶來遠高於傳統產業的交易量，會員買席位還要交會員費、保證金，一下子能存進幾十個億。既有稅收又有資金沉澱，還帶來周圍服務行業發展，所以地方政府都很有積極性籌建交易所。到1994年，全國已經營業和籌備中的交易所共有50多家。成都當時就設立了三個交易所——糧交所、生豬交易所和金屬交易所，後來三家合併為聯合交易所。劉漢和袁寶璟的期貨對戰就發生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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