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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一介:父親湯用彤的矛盾心態

http://www.CRNTT.com   2014-09-13 12:11:31  


 

  父親雖對政治毫無興趣,他深知貪污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府根本不可能把中國治理好,對中國共產黨卻無所了解,而且心存疑慮。解放後,由於事實使他思想有了轉變:一是毛澤東主席說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覺得中國有希望了。二是,共產黨的幹部、特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中的清廉自律,使他頗敬佩。三是,他讀了一點馬列的書,特別是英文本的《反杜林論》,曾對我說:“這本書討論了許多哲學問題,值得深思。”此前,他也許讀過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和日丹諾夫的《在西方哲學史的座談會上的講話》,他覺得把哲學問題簡單化了。這些他親身感受到的事情或許對他的為人為事發生了影響。後來,我看到北大黨委給中宣部的報告中說:湯用彤的思想有所變化,不同程度克服了他的“明哲保身的態度”。​

  事情往往不是直線的,總會有曲折。1951年,在中國大地開展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劫難逃的劫數。當然北大每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必須在無產階級(共產黨)燃燒起來的煉獄中經受考驗。父親作為舊北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之一自然要被置於“洗澡”、“割掉資產階級的尾巴”、“脫胎換骨”的批判。這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共產黨指引的政策中的群眾運動自然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有指導的群眾運動摧殘中國的教育,中國的文化,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平時,父親很少和我談話,有一天他參加了一場批判會,回來後他沉默著,思考著,忽然他對我說:“不應這樣對待一位老教授。今天我去太廟參加批判工學院的老教授,大家圍成一圈讓這位老教授站在中間,在各種辱罵的批判聲中,大家把老教授推來推去,推倒在地。我看著,心裡十分難過,中國人的’不忍之心’還有沒有了?”正因為由於“極左”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使我父親又陷入矛盾之中。但他的為人很少臧否人物,議論時事,以“明哲保身”為重。​

  ​自1950年下半年起,“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一波一波地進行,持續下去,起初對他還沒有什麼大影響。直到1954年批判胡適,對他震動頗大。父親一向對政治無興趣,和國民黨政府的官員們很少來往。當時西南聯大的教授一部分參加國民黨,一部分是反對國民黨的民主黨派(如民盟等)人士和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曾邀請父親參加“民盟”,他一口拒絕,並說:“教授只是應該教好書,政治是政客的事。”但是批判胡適,他是躲不掉的,一日由人民日報召集一些學者參加批判胡適的會,父親也被邀請與會。據張岱年先生說:父親的發言較長,但忽然他把桌上的酒杯打潑了,就沒再發言下去,並由鄭昕教授送他回家。我們把他送上床睡覺,但母親覺得他神情不對,就請校醫院的醫生來看,而醫生來時他已昏迷不醒,一早送入協和,診斷為重度腦“中風”。經過一月治療,終於清醒。在我另一文中說到,此次重病或可謂為“不幸”之“大幸”。“不幸”是自此以後,由於身體原因,他所念的《隋唐佛教史》最終沒有完成。所幸的是他在此之後可以不再參加各種受到折磨和痛苦的“運動”和“會議”,此後,他連一次“政協”和“人大”的會議都未出席過。這樣他反而可以有點時間看看書,寫點短小的“札記”。正如老子所說,“禍兮福之所依,福兮禍之所伏”吧!​

  “批判胡適”為什麼會使父親有如此大的反應,我猜想或與應該如何辦好北大有關。父親的辦學理念大體上是繼承著嚴複、蔡元培和胡適的路子。在1948年12月14日胡適去南京前留一便箋給湯用彤、鄭天挺謂:“今早及中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方,決不忘掉北大。”於5月17日他又單獨給父親一封電報:“……籌劃空運同人事……請與梅(貽琦)袁(同禮)二校長切實主持……此次在校慶前夕遠離同人,萬分慚愧。”這兩電報有促我父親南下意,如不走,也有希望他盡力維持北大傳統意。但解放後,經院系調整,全盤學習蘇聯,他自知能力有限,要想維持北大傳統是根本無望。因此,在1949年5月13日由葉劍英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任命父親為“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時,他說了一句話:“還是集體領導為好”,且在會議中和會後都有校務委員提出:湯用彤任主席不合適;因為他與胡適過往密切,沒有參加反蔣民主黨派。對於“明哲保身”的父親,他樂得大事都聽從黨的安排,小事有時也說點“違心”或“半違心”的話,但有時也說點“真心話”,如1957年在科學院學部會議上的發言。總之,小事出來講講,奉命應景時也寫點短文:如“批判《武訓傳》”、“反浪費”、“鼓勵同學去修十三陵水庫”以及代表學校在一些會議上的致辭等等。所有這些父親當時是如何想,他都沒有和我談過。我猜想,他認為我是中共黨員,有些想法是不能對我講的。我向組織匯報了對他、對我都於情於理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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