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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的一九四九

http://www.CRNTT.com   2014-09-27 10:12:39

徐悲鴻作品《泰戈爾像》，紙本，水墨設色，1940年   　　其中，“在上海辦新華藝專”一事，不確。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草創於1926年12月，正式開課於1927年3月1日，起初名新華藝術學院，起因是上海美專因歷時近一個月的學潮被迫停課並面臨無以為繼的困境，因此“上海美專教授俞寄凡、潘伯英、張聿光、俞叔淵等，鑒於大批美專學生流離失所，遂正式發起籌辦新華藝術學院（1927年春季開學）（據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校史）”。此時，徐悲鴻正在法國留學，他是於1927年9月才結束留學生活轉道新加坡回到上海的。回國之初，雖然他沒有像林風眠那樣立即有了滿意的位置，但他來往最多的是田漢和歐陽予倩的南國劇社的圈子，而不是當時因裸體模特兒事件和學潮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上海美專的教授圈子。更重要的是，他是從心底裡看不上劉海粟以及他的上海美專的。徐悲鴻至多有可能偶爾在與劉海粟沒有幹系的新華藝專上過課或做過講座，特別是1931年這所學校由與之交好的汪亞塵主持之後。 　　“對同學自治還是不相信的，現在對軍管會的意見表示很願接受”，表明徐悲鴻在軍管時期學校的某些變化如一定比例的學生參加到校務委員會中來等決定，雖然總體態度上表示配合，但接受起來並不順暢；“但又很怕得罪人，如解聘壽石工即如此。對學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見了”，表示徐悲鴻在學校的很多事情上的無能為力；“曾表示願為新的為人民的藝術努力，但並未真正解決提高與普及的問題”，表明徐悲鴻在接受共產黨的藝術主張上，主觀願望與客觀實踐上的差距；“他本身存在著可能改造為新的藝術教育的某些條件，但尚需一個相當長的鬥爭時期”，表明徐悲鴻對於共產黨發展其美術事業的有限度的可利用性。 　　不難看出，這是一份主要從政治的角度對徐悲鴻的評估，大致把他定義為：沒有堅定的或明確的政治主張或立場，藝術至上，與國民黨高層有很多往來並因此受到過重用，為人有固執的一面，也有不願意得罪人的世故，思想需要改造但將費時很多。總之，這是一份對他不甚信任、疑慮重重的評價。 　　這份材料中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名詞“軍管會”，這是1949年2-4月北平軍事管制時期的專屬詞匯，為負責接收北平各機構的組織。其中，對文化、教育機構的接管，共產黨人反覆強調“要慎重”、要“慢”（“表面慢實際穩”的方針），以團結為主，既要防止“左”也要防止“右”。但主管領導葉劍英也毫不隱晦地說，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明智之舉，只不過是一個過渡，並借用列寧的話“妥協的形式，消滅的內容”作為詮釋，認為所謂消滅有兩種方法，一是武力解決，一是民主改編（即“性質上的改變”也是“一種消滅”）。他認為這些被接收的人員不一定可靠，共產黨人也不可能和他們長期共處，而是“應該在這個期間逐漸地全面切實控制這些機關”。這些被接管的人員必須經過長期改造，沒有問題的可以重新任命，所以，接下來“大批地訓練改造舊知識分子、舊職員，已經成為目前我們黨極其嚴重的任務了”。同時，他要求接管人員“不要隨便講話，一般幹部先少去，要盡量精幹，其餘的人先住著，開訓練班，俟舊人員逐漸由辭職調走，慢慢將我們幹部放進去，最後達到完全控制”。 　　而具體到對大專院校的接收則是：軍管代表有長期與短期之分，如果舊人員經過一定時期的考察，表現不錯，代表便撤回，而且“將在今後相當時期內繼續這種形式”；如果代表在管理方法上有了很好的學習，真正已經充分熟悉業務了，比舊人員做得好，而且有了研究，確有心得，在工作中青出於藍勝於藍，那麼就正式任命為主官（經過一個多月的摸索，有些已經正式任命）。也就是說，能換成軍代表就盡量換，換不成，則將就那些經過了一定改造的、態度和表現較好的舊人員，但從後來的事實來看，這些舊人員大多遲早是要被換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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