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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法治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環節

http://www.CRNTT.com   2014-12-02 10:59:16  


 
  記者:為什麼要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俞可平: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首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經過35年改革開放,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們面臨的任務和改革的重點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經濟的現代化日益催逼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例如,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首要價值,沒有公平正義社會主義就無從談起。而在公平正義方面,我們面臨的挑戰非常之大。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光靠發展經濟是遠遠不夠的,重要的是制度設計和制度保障。二是對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現代化建設成功經驗的總結。改革開放的過程,是我國經濟、政治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過程。我們不僅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也取得了無可否認的社會政治進步。在政治進步方面,我們的成就集中體現在國家治理方面。三是對我們在現代化進程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的主動回應,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我國第五個現代化

  記者:您在演講中說,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實質上是政治現代化,對此我們如何準確理解?

  俞可平: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把政治現代化提上了議事日程。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按照中央領導的權威解釋,所謂的國家治理體系就是國家制度體系。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基本觀點,國家制度屬於政治上層建築。由此不難理解,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就是政治現代化。

  進一步說,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要創新,表明了我們黨執政理念的與時俱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也體現了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變化,堅持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科學執政,不僅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也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方略。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首先是制度的現代化,這就要求我們全面推進社會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民主的、科學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

  記者:上世紀中葉,我們黨就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現在又加上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否可以說這是我國的第五個現代化?

  俞可平:國家治理現代化,其實就是繼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四個現代化”之後的第五個現代化。當然,這個現代化的難度更大,因為政治事關重大利益的權威性分配,政治改革涉及到社會利益格局的調整。另一方面,政治的進步和現代化,也是最深刻的社會進步。因為它以制度的形式,將人類文明的成果加以固定下來。政治現代化既是經濟現代化的必然結果,也是社會政治進步的必然要求。從世界現代化的歷史經驗來看,不斷地從以“官員的權力本位”為表征的傳統政治,走向以“公民的權利本位”為表征的現代政治,是社會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這個口號最先確實是從西方國家提出來的。但是不能因此把它簡單說成西方的東西,現代國家治理中有很多東西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我們不能因為發達國家率先進行了“少一些統治,多一些治理”的政治變革,並且對治理問題率先進行了研究,發展起了各種治理學說,就認定這只是西方的理論或實踐。一種理論或實踐,只要反映了人類社會的共同規律,無論最初在哪個國家或哪個地區出現,它們都最終會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發生作用。今天我們已經須臾不可離開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現代化、工業化、全球化等等,莫不如此。

  隨著人類政治的進步,必然是統治的成分越來越少,治理的成分越來越多。其實列寧就說過,一個國家的管理有兩種方式,一種叫同意的方式,一種是暴力的方式。社會越進步,政治中同意的成分便越來越多,暴力的成分則越來越少。

  統治和治理有實質性的區別。統治是一個價值性的概念,主要維護階級的利益;治理則是一個工具性的概念,主要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兩者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區別:一是權威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是單一的,即國家公共權力機關,治理的主體是多元的;二是權威的性質不同,統治是強制性的,治理則是以同意和自願為主的;三是權威來源不同,統治的權威源於國家的法律,治理除了國家法律以外大量的是來自於社會的各種契約,如社會組織的自治章程、村規民約等;四是權力運行向度不同,統治的權威是自上而下的、命令型的,治理除了自上而下的以外更多的是橫向的,大家相互協商;五是作用範圍不同,治理的範圍大於統治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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