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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承認衰退是復甦第一步

http://www.CRNTT.com   2015-05-04 08:21:24

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複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教授 　　中評社北京5月4日電／2014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4%，這個增速是1990年以來的新低。事實上，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政府“保增長”措施的出台密度已在不斷加大。從對小微企業的“定向寬鬆”，到央行的降准和降息，再到股市各種“托市”政策的出台，以及3月底鬆動的二套房首付限制，種種跡象已表明，中國正在和經濟進一步下行的風險展開戰鬥。 　　一直以來，流行的觀點是，中國經濟必須從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必須扶持高新產業搞轉型升級，必須把利率保持在適當高點以遏制通脹和地產泡沫。但是，如果聯繫改革開放30多年政經沿革、中國經濟的固有禀賦，以及當下的經濟下行的風險，這些充滿“政治正確”的策略或許有進一步商榷的餘地。為此，《南風窗》雜誌專訪了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教授。文章內容如下。 　　消費拉不動中國經濟 　　問：這些年，很多經濟學家都會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一定要從投資拉動轉變到消費拉動，特別是要擴大內需。但你卻一直堅持認為，中國不能靠消費拉動，為什麼？ 　　華民：一個基本的經濟學邏輯都被很多人弄錯了，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沒有經濟增長便沒有收入來源，怎麼會有消費能力？不能把因果關係顛倒。最近一些數據已經顯示，隨著中國經濟的下行，居民消費一直在下降，哪裡還能靠它來拉動經濟增長？ 　　那麼，消費到底是由什麼決定的？從微觀的角度來講，消費是由人們的恒久性收入即固定收入來決定的，恒久性收入第一是工資，第二是租金，比如你有兩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在中國，有租金來源的人不會超過幾千萬，把他們去掉，那麼大部分人還是靠工資。現在，中國民企工資的年增長率大概10%左右，總消費增長也只有10%左右，不可能有工資突然拉升的奇跡。因此，只要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不提高，就業機會不增多，經濟增速繼續下行，收入水平下滑，消費還會進一步疲軟。 　　從宏觀角度來講，一個國家的消費占GDP的比重是農民占總人口的比重來決定的。美國等發達國家，後者的比重約為2%，而這2%也不是嚴格意義的農民，而是農場主。這樣的人口結構，其消費占GDP的比重自然就高。中國至少還有5至6億的農村居民，即便其中有1億多未計入統計的流動人口在城市務工，中國也至少有3至4億人口沒有固定工資收入來源。從消費函數來講，作為非工資勞動者，他們的消費能力很低，更傾向於自給自足。但是，不少人只關注數據，而不關注背後的原因，看到中國消費占GDP的比重低於美國，便認為中國有問題，要用政策去刺激。 　　問：之前，政府搞過家電、汽車等領域購買補貼政策，還通過頒布新《勞動法》等手段提高勞動者的工資。用“看得見的手”提高人們收入或者刺激消費欲望，這條路看起來對拉動消費也有不錯的效果，怎麼看？ 　　華民：政府要推動消費，可以做的一是補貼，二是加工資，但補貼是一次性的，那麼就剩下加工資一條路。但在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的前提下，加工資會產生兩個負面效果：一是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二是會增加失業，也自然會影響消費。因此，通過加工資來刺激消費，這絕對是不可行的政策，會對中國的實體經濟造成嚴重傷害。 　　從國際經驗來看，凡是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國家都沒好下場，最典型的就是南歐國家。美國算是一個例外，但這和美元的全球地位有關。1950年以前，美國也靠生產和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但在20世紀後半葉，美國改變了這個路徑，逐漸走上以消費來推動經濟增長的道路。這個時間，分期付款，信用卡、抵押債券等金融工具全被美國人創造出來，這導致了資源的錯配，資源從生產創新領域配置到了消費領域，美國的增長率便出現了下降。到1970年代，美國從全球最大債權國家變成最大債務國，金本位崩潰後，美國便通過發鈔來維持消費，從而推動經濟增長，次貸危機便和這個模式有很大關係。 　　但關鍵在於，美國是“全球發鈔國”，美元是全球第一儲備貨幣，他們可以這麼做，但中國不行。目前，還很少有人把人民幣作國際儲備貨幣，不能作儲備就意味著發行的貨幣要進入流通，進入流通就要推動物價，最後是通貨膨脹，這對提升消費沒有作用。因此，美國的“例外”並不適用於中國。 　　“產業扶持”誤了相關產業 　　問：你一直在強調一個根本問題，即一國經濟增長最根本動力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些年，政府其實也一直在談技術提升和產業升級的問題，各種扶持措施不斷出台，一些企業真的拿到了不少錢。這條路是不是有問題？ 　　華民： “產業扶持”多半都有問題，政府真正應該做的是要幫企業突破“供給約束”。什麼是“供給約束”？很簡單，勞動力市場存在勞動力供給的約束，企業找訓練有素的技工和工程師找不到，因為政府把職業教育全辦成了大學；金融市場的供給約束更多，民企融資融不到，上市上不了，沒錢做併購。這些約束不解決的後果是，中國經濟在增長，全球市場也在擴張，但中國企業不是由小變大，而是數量不斷增加，大家惡性競爭，冒出來的好企業屈指可數，而且它們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 　　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不是政府政策可以控制的，而是由兩個因素決定。從宏觀上來講是禀賦約束，比方說，這個國家是工程師多還是農民工多，這決定了其在國際競爭中做什麼產業才有利可圖。第二是微觀層面的，即企業能在什麼條件下從事生產和創新。比如，企業想從低端製造轉向中間品生產，或者從中間品生產轉向高端生產的時候，那麼它能不能找到合格的勞動力，政府在這方面是否為企業做好了準備？ 　　工業化以來，主要西方國家的生產函數曲線是連續往上的，但中國是一條斷裂的生產函數。中國企業要從低端產品向中間品升級的時候，面臨一道懸崖過不去，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好的職業教育。而從中間品生產進入高科技研發的過程，我們再次面臨一個懸崖，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合格的工程師。所以，中國的生產函數是非連續性的、斷裂的，我們只能在低端環節重復工作。現在，政府好像每天在制定產業政策，但並沒有為企業生產函數的調整提供足夠的、有價值的服務。 　　問：不少後發國家和經濟體，其實都搞過類似的產業扶持計劃，比如日本、韓國等都大力扶持過半導體產業，對這種產業扶持政策，你怎麼看？ 　　華民：可以舉一個相反的例子。1980年代，美國曾大力扶持半導體產業，但最後，美國發展最好的產業卻不是半導體這樣的硬件，而是操作系統和軟件。這是市場的選擇，所以才誕生了微軟這樣的公司。市場的選擇是最理性的，再後來的蘋果公司就是一個典型。在蘋果看來，半導體產業日本已領先10年，還去搞它幹什麼，只要把日本的半導體變成蘋果手機裡的一個零配件就行。最終，日本的半導體成為美國製造業的“原材料”，美國人不戰而勝，日本企業為美國公司打工。 　　實際上，從日本、歐洲到美國，乃至中國，政府所有產業政策基本上都是失敗的，產業政策無一例外都選中弱者，因為沒有競爭力的企業才會找政府要補貼。更嚴重的是，政府鼓勵搞這個，不鼓勵搞那個，這樣的“產業扶持”政策其效果等同於“產業緊縮”政策。從2004和2005年開始，政府一直在講“調結構”，結果是這10年以來，中國的實體經濟一直在緊縮，最後是虛擬經濟不斷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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