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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楊開煌論台灣問題開啟習近平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17-04-04 00:07:03  


 
  以“和平”為追求“國家統一”的手段,代表著鄧小平主導的中共政權對“國家統一”定位的調整,國家統一成為國家優先目標之一,而不是最優先的目標。鄧小平說“八十年代我們要做的主要是三件大事,反對霸權主義……台灣回歸祖國……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台灣回歸祖國、祖國統一的實現,歸根到底還是要我們自己的事情搞好。”(4)

  回顧毛周時代對“國家統一”問題的定位也有過調整,先是從五十年代初的“統一”優先論,例如在談中英建交問題時,毛批示“即應告以其中最重要者為英國與蔣介石反動派殘餘的關係問題”(5),其後因為實力未逮,逐步調整為“邊建設,邊統一”,中共“八大”的報告說“在過渡時期中,我們不要忘記祖國的一部分神聖領土台灣還沒有解放。解放台灣的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美帝國主義者企圖長期佔領台灣並從而繼續威脅我國的活動,終歸是要失敗的。”(6)到了鄧小平則是“先建設,再統一”,當時看起來國際因素,特別是美國作為阻礙的因素,其作用己經弱化;另外七十年代末,中共國家發展方向的改弦更張,“全心全意地謀劃中國大陸的建設與發展”視為國家的中心任務,所以“和平”也是為了配合中國大陸自身發展的需要,特別是當年除了“和平統一”之外,還提出“一國兩制”鞏固國家統一的制度保障,而作出此承諾的主要理由,是立基在台灣政局長期在中國國民黨主政的基礎,國共兩黨長期內鬥,所爭的是中國的道路何去何從,在“一個中國”原則、“中國統一,不可分裂,反對台獨”政治目標等兩岸關係的本質性問題上並無分歧:而鬥爭的焦點,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和誰是執政者的問題。由是觀之,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確實不失為停止內戰的可行之策。

  然而,既是和平統一,對台政策的行政化手段便是國家統一的主要方法,甚至將非和平手段視為破壞“和平統一”。事實上,這樣的認知是將追求國家統一的對台政策,與鞏固國家統一的對台政策加以混淆,從而將對台政策的成敗和國家統一的可能性、可行性混為一談,使得人們在判斷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時容易見樹不見林,對台政策的成敗被有意、無意地視為中國國家統一的唯一條件。但如果回歸鄧小平“和平統一”是包含了追求國家再統一的因素,就很清楚地理解:

  第一、“和平統一”任務的雙重性―革命性與行政性。所以“和平統一”是高度複雜的、創新的政治工程。

  第二、“國家統一”和“對台政策”的辯證關係中,“國家統一”是起主要作用和決定作用的因素,而“對台政策”則是補充作用和充分作用的因素。

  第三、“國家統一”的形勢決定“對台政策”的作為和走向,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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