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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外交的內部要素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2-03-06 09:26:55  


 
區分外交專業與政治任命

  外交方面也如此。領導人物的頻繁變換,經常導致他們的短期利益觀念,很難從長遠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這並不說他們沒有長遠利益觀念,而是說制度限制了他們不得不具有短期利益觀念。再者,外交需要經驗的積累,“資深”對外交來說至關重要。從世界範圍看,那些偉大的外交家和外交戰略家都是“資深”人物,也就是一輩子在外交領域打拼的人物。但在中國,限任制和年齡限制使得“資深”不可能。

  中國不可能再回到政治人物終身制的時代。不過,這些“缺陷”並非不可能克服。從各國經驗看,中國要把政治人物和職業外交家區分開來,也就是要在外交系統確立職業外交家(公務員)制度和政治任命制度的分離。政治任命是根據政治情況的需要進行的,並且需要從屬於限任制和年齡限制,但職業外交家不能受政治任命的影響。這種分離即可以保證外交領域政策,在變化和延續性之間的平衡,也可以充分利用職業外交家所積累起來的經驗。

  光有職業外交家的經驗,仍然不足以促使大外交的確立,因為職業外交家只是外交的執行者。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需要培養一些能夠超越具體利益的外交戰略家。李鴻章、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都是偉大的外交戰略家。不過,現實地說,要中國出現類似的外交戰略家已經非常困難。怎麼辦?中國可以培養出類似基辛格、布熱津斯基那樣的戰略家。他們既可以來自職業外交家這個群體,也可來自大學或者研究機構。但不管如何,他們必須超越具體的利益。他們不應當有具體的組織和機構利益,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界定“國家利益”及其追求實現國家利益的方法。這樣的戰略家必須和政治家配合,在重大外交決策上扮演重大作用。這樣,就可以進而實現決策(政治家和戰略家)和政策執行(職業外交家)之間的分離。

  中國目前缺失培養戰略家的環境。中國的情況是,主要政治人物對外交缺失興趣,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缺少和實際政治和政策的關聯,職業外交人員只聚焦於具體事務的執行。這里,只有微觀,沒有宏觀,更沒有微觀和宏觀的關聯。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產生大的外交觀念,大的外交格局?更為糟糕的是,中國的外交領域研究嚴重缺乏專業性,大多具有“重大影響”的研究,類似於“報告文學”或者“科幻小說”,靠情緒、憤怒來產生影響。缺失專業研究精神,使得外交戰略領域似是而非,各種“陰謀論”滿天飛。只有理性和科學才能探究未知的事物。沒有理性和科學,就只好假定什麼都是“陰謀”了。例如,這些年來,美國人做什麼都被當成“陰謀”。貨幣是陰謀、朝鮮問題是陰謀、南中國海問題是陰謀,等等。因為相信這些都是陰謀,所以自己只好無動於衷。結果呢,自己被各種陰謀所困,眼睜睜地等著各種外交危機的發生,損害著國家利益。

  在外交的社會環境中,民意也正在變得不可忽視。外在世界把此稱之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因為憤怒是所謂的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特征,民意無論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還是外在世界對中國的認知,都在產生著相當的影響。儘管還沒有類似於民主國家的表達機制,中國的民意也不可避免地變得重要起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外交領域民意的憤怒與其說是對外國的憤怒,倒不如說對本國外交的不滿。實際上,自民族主義傳入中國以來,確切地說,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外交領域的民族主義,大多是表達對政府外交行為的不滿。但這種憤怒的民意,經常促使中國的外交面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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