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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辨析：汪精衛是曲線救國嗎？

http://www.CRNTT.com   2013-01-12 11:22:28

汪氏一開始也沒想去淪陷區投日，而是欲在大後方成立新政權 　　汪氏在“主和”方面的努力，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38年5月份之前，汪氏大致將自己“主和”的活動限制在國民政府內部，其主要措施，即不斷游說蔣介石，希望蔣能夠接受自己的意見，但蔣氏對抗戰的理解與汪氏有極大的分歧，汪氏最終對蔣“絕望”。 　　第二階段，大致自1938年5月至12月汪氏出逃河內止。此一時期，汪氏“和平運動”的著力點，已轉向在國民政府之外另起爐灶。該年5月，在獲悉日本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要求蔣介石下野，同時有意讓唐紹儀出面組織新政權，並以該新政權為中日“和談”對象後，汪氏即表示“從前日本是不以蔣政府為對象的，現在日本僅主張不以蔣個人為對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來與日本談判，蔣的下野，是不成問題的。我只要國家有救，甚麼犧牲都可以的”，言下已有急切拋開蔣介石與日方和談之意。稍後，汪氏進一步組織“第三勢力”，積極與日方接洽，日方對此也頗感興趣，影佐禎昭曾明確對汪氏親信高宗武說：“可否請蔣委員長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負責。”廣州、武漢相繼失陷後，汪氏對抗戰前途更加悲觀，到11月底，遂下決心逃出重慶，在國民政府之外另組新政權，實現與日軍的“和平”。值得注意的是，汪氏出逃時，曾滿懷信心要把新政權建在大後方的雲南、廣西等非淪陷區。為盡可能獲取和談的籌碼，汪氏也把這種信心傳遞給了日方。  　　汪氏之所以認為自己可以在大後方另立新政權，與當時國民政府內部主和派甚多有重要關係。1938年10月21日，汪氏對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聲稱：“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討論基礎……”該談話在重慶引起了強烈反響，抗戰派如陳誠等對汪氏的攻擊固然不遺餘力，但汪氏也收獲了不少的“主和派”盟友，這其中包括四川軍閥王陵基、潘文華、鄧錫侯、雲南軍閥龍雲、政學系的張公權、程天放，以及陳立夫、陳果夫兄弟，等等。但汪氏出逃到河內之後發現，原以為會響應“和平運動”的軍政要人如何應欽、陳濟棠、龍雲、何健、張發奎、張道藩、王世傑等人，全都毫無動作。汪氏最終只好選擇到淪陷區的南京組建起傀儡性質的偽政權。至1944年汪氏死亡，此為其“和平運動”的第三階段。 　　與蔣介石相比，汪精衛其實錯在對時局的理解太過幼稚 　　中國當日有多少國力，汪精衛清楚，蔣介石也很清楚。但不同的是，汪氏得出的結論是“抗戰必敗”，蔣氏卻將“抗戰”上升到“建國綱領”的高度。因之，汪氏將“對日和談”當作了救命稻草，蔣氏卻只把“對日和談”當作抗戰的一種必要工具。 　　這種區分，可以從汪、蔣的一些激烈衝突中清晰窺見。譬如：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受日本政府委托，向蔣介石提出停戰議和條件：(1)內蒙古自治，一切體制類似外蒙古；(2)華北非武裝區擴大至平津鐵路以南；(3)擴大上海的停戰區，由國際警察管制； (4)停止排日；(5)共同防共；(6)降低日貨進口稅；(7)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孔祥熙認為這是“天賜良機，絕不可失”，建議蔣介石“乘風轉舵”，否則失此良機，“萬一後方再生變化，必致國內大亂，更將無法收拾。”蔣介石的態度是強硬的，他回覆陶德曼說：“假如日本不願意恢復戰前狀態，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國政府會被輿論的浪潮衝倒的。中國會發生革命”，“中國接受日本的要求，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但“華北的主權完整和行政獨立不得侵犯”，“對於那種認為日本已經從這次戰爭中成為勝利者的看法，他不能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後通牒”。汪精衛的態度則完全相反，力主接受陶德曼所傳達的條件，與日本實現“和平”；日軍占領南京後，提出更苛刻的條件，汪氏仍鼓動行政院長孔祥熙簽字，孔氏未得蔣的同意，不敢簽字，汪氏勸說道：“假如我是你，一定簽字……你何必一定要問蔣。他是負軍事責任的，不好表態，你簽了字，他自然得承認。” 　　事實上，蔣介石並非如汪氏所言，僅僅是“不好表態”，而是內心深處本就拒絕“和談”。1937年11月20日，蔣介石發布遷都重慶命令，決心持久抗戰，在日記中寫道：“老派與文人，心皆動搖，主張求和。彼不知此時求和，乃為降服，而非和議也。”12月7日日記寫道：“對倭政策，惟有抗戰到底，餘個人亦只有硬撐到底。”9日日記寫道：“此次抗戰，即使全國被敵占領，只可視為革命第二期一時之失敗，而不能視為國家被敵征服，更不能視為滅亡，當動員全國精神，力自圖之。”1938年1月2日，蔣氏見到陶德曼再次轉達的層層加碼了的日方“和談”條件，更決心“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但蔣氏也沒有忘記利用“和談”來為抗戰爭取喘息之機，11月29日，蔣氏在日記中寫下自己對陶德曼調停的應對方針：“是當約彼來京。為緩兵計，亦不得不如此耳！”日軍攻占南京，一再大幅提高“和談”條件之後，蔣氏仍令孔祥熙繼續與日方虛與委蛇，為國軍的休整備戰爭取時間。但孔氏與汪精衛一樣，對抗戰前景極度悲觀，竟試圖弄假成真，將“和談”內容具體化，結果又被蔣氏急電阻止，蔣氏維持“和談”的目的僅在於為軍隊爭取時間，所以不希望觸及任何實質性的問題。 　　蔣介石曾在日記里記述了他竭力反對汪精衛的“和平運動”的三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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