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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既得利益集團的策略選擇

http://www.CRNTT.com   2014-06-09 08:33:30

還有一點不可忽視的是，在當前環境下，國企面臨“聲譽機制(Reputation system)”約束：即國企被視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支柱”這一名聲，加之全媒體時代強有力的輿論監督，迫使國企不得不自我約束其腐敗與濫用行政壟斷地位行為。 　　看來，民營化至少不能解決社會公平問題，這點可以確認。那麼，不民營化，是否可以通過提高現在的國有企業利潤分紅比例解決公平問題呢？當然可以。目前學界以及國家制定的“十二五規劃綱要”就是這種思路。 　　但還有一種更恰當的思路：把國有企業的利潤作為公共財政收入的一部分，與稅收和其他公共財政收益一樣納入統一的預算管理。即通過國有資本預算管理國企利潤，而不是簡單確定一個國企利潤分紅比例。這可以使國有企業更好地體現“國有”性質，更好地服務於全體股東即老百姓的利益，尤其是可以通過服務於民生緩解收入分配矛盾。 　　觀點二：改善社會公平的最優先考慮應該是改善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 　　僅就“收入調節”這一環節而言，至少有四件事需要去做：保障弱勢群體生活底線；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抑制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實際上，改革首先要打擊既得利益集團的主張，落實在政策層面，就是把抑制過高收入和取締非法收入放在更優先位置；而且，這是一種涉及到存量的改革，用主流學者的話講，“就是要向既得利益集團開刀”。 　　本文認為，改革最優先考慮的，必須是保障弱勢群體生活底線，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可簡稱為“保底”、“提低”。 　　首先，就改革的迫切性程度而言，應該把“保底”和“提低”放在優先位置。在社會財富極大湧現、全社會中高收入者生活總體都比較豐裕的時候，低收入群體生活卻仍舊十分困難，他們中少部分人甚至連基本的“免於饑餓權、身心健康權和受教育權”都無法獲得保障，這種反差太過鮮明。把“保底”和“提低”放在優先位置是非常必要的。 　　從操作上的可行性看，把“保底”和“提低”放在優先位置，更可以大大減少改革過程中的障礙。收入分配改革因其是最直接的利益格局調整，容易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對既得利益集團的“重圍”採取“硬突破”固然也是一種思路。但還有另一種思路是“繞過去”。而這種思路成本可能更低。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收入分配改革一開始，就把“抑制高收入者收入”與“取締非法收入”作為“突破口”，等於是直接從既得利益者手中剝奪部分既得利益，而在既得利益集團很強勢的情況下，有點類似“虎口奪食”，勢必會激化階層利益衝突。而如果我們在分配改革起始階段，把“保底”和“提低”放在優先解決位置，一方面在政治倫理與道義上任何階層都無可挑剔，另一方面因其並未大範圍觸及既得利益者已有利益，既得利益者更沒有理由阻撓改革！ 　　這其實與整個中國改革的大思路是一致的。為了順利推進改革，最大限度克服改革中可能遇到的阻力，整個中國改革的思路就是“在存量不動的情況下，先在增量上做文章”，或者說“老人老辦法，新人新思路”。比如，先不著急對傳統公有制進行改革，而是在公有制之外培植起鄉鎮企業、民營經濟和“三資”經濟。等到時機成熟，再來改革傳統公有制使其更有活力。套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我們也不妨首先不去重新分配已有的財富蛋糕，即先不急讓“先富”者往外吐，而是著力在後續的全社會分配格局中更加傾向於“未富”人群，讓新湧現的財富優先惠及低收入群體尤其是勞動者，即在“增量財富分配”上做足“公平優先”文章。這種辦法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收入分配改革中的矛盾。 　　最後，優先“保底”和“提低”也更符合收入分配改革的最終目標。改革的目標並不是“均貧”，而應該是“共富”。現在有一種思路可能有問題：比如，因為中國社會保障領域不公平狀況較為突出，於是，有人提出公務員社會保障向事業單位職工看齊，事業單位職工保障向企業職工看齊，企業職工保障向農民工看齊。而實際上，我們需要努力的不是要把公務員享受的保障剝奪，使他們生活如今天的農民工；而是要把農民工的保障程度提高，使他們未來生活得如公務員！也正是從追求“共富”的意義上看，與強行抑制高收入者收入相比，更應該把盡快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擺在優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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