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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外交“零回報”案例引發的冷思考

http://www.CRNTT.com   2015-03-09 12:12:32  


 
  經濟外交的利弊

  基本上,經濟外交是用更多“蘿蔔”,更少“大棒”的策略。它一直是國家整體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在16世紀大行其道的時候,對一些歐洲國家來說是正當的外交手段,也是正當的目的。因此有“貿易追隨國旗”的口號,而殖民主義的目的,完全是為了取得金銀和原材料。在今天的全球化現代經濟,可用在外交上的經濟工具大增,包括貿易、經濟援助和無償貸款、對外直接投資和技術轉移。使用這些工具的方法也更為高明。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外交向來根植於中國概念的“世界秩序”。它不是建立在平等,而是等級制度的基礎上。中國朝廷和周邊“蠻邦”建立了朝貢關係。在處理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秩序時,按基辛格所說,中國朝廷“所採取的外交手段是非常務實的”,包括公開壓迫和公開賄賂。哈佛大學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也認為,朝貢使團都是掩飾貿易的借口”。也就是說,經濟外交在帝制時代的中國已經非常普遍了。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政治和意識形態掛帥。貿易、體育和文化交流全都是為國家的整體外交目標服務。因此,當中國和馬來亞(馬來西亞)的關係於1960年代鬧僵時,北京立刻停止向吉隆坡購買橡膠,轉而向錫蘭(斯里蘭卡)進口更昂貴但品質較差的品種。在1980年代,為了回報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同中國恢復正常關係,中國向菲律賓提供“友誼價格”(遠低於世界市場價格)的石油。中國也給泰國同樣的待遇。

  毛澤東時期最具爭議性的經濟外交,是在中國“一窮二白”的時候,於1970年代初期耗費5億美元,興建長達1860公里的坦贊鐵路(Tanzania-Zambia Railway)。除了爭取多一些非洲國家投票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這項目並沒有為中國帶來什麼實質的政治和商業利益。結果,它成了中國過度使用經濟外交,取得幾乎“零回報”的典型例子。

  鄧小平在1978年開始推行經濟改革時,他的外交政策路線一開始便很務實,即集中讓中國成為或恢復它在各國際組織的成員國身份。首先是世界銀行和IMF(1980年),最終是世界貿易組織(2001年)。開始時中國是這些機構的主要受惠者,後來也成為積極的參與者。

  在區域經濟外交上,戰後日本是中國的借鏡。像日本一樣,中國在區域沒有話語權和強大政治和制度上的影響力,必須先把精力放在開拓市場,然後收購區域的天然資源和原材料。

  中國總理朱鎔基於2000年倡議建立中國-東盟(亞細安)自由貿易區,即首個“東盟+1”的最大區域貿易機制。這個自貿區在2010年開始實行,雙邊貿易於2014年達到5000億美元。中國也啟動100億美元的中國-亞細安投資合作基金,深化同個別亞細安成員國的經濟合作。最近,中國把焦點放在有16個成員國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協定雖然以亞細安為中心,卻主要是由中國所推動。

  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快速擴大的外部順差,中國成為世界上日益重要的資金盈餘國,尤其是在2014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開始超越進入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高達1400億美元,是目前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

  中國公開表示,自己有能力在金融和技術上為新興經濟體建設基礎設施(如其高鐵)。近年,中國也大幅擴大了其對外經濟援助計劃。在2010年至2012年期間,中國為非洲和亞太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140億美元的援助(主要是津貼和免息貸款)。和傳統的經濟援助國家如OECD比較,中國目前的撥款還是很少。但中國很快便會迎頭趕上,而目前許多OECD國家本身已陷入財政赤字。總而言之,像以前的西方列強和日本一樣,中國目前正積極使用所有主要的傳統經濟外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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