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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回家”與文化和解

http://www.CRNTT.com   2010-05-17 12:11:52

其實，時至今日，北大再拒絕胡適先生只能顯得滑稽。關於胡適，過去二十年間，學術界、民間的看法，已經完全不同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學畢業生，幾乎無人不識胡適之，而知胡者也是擁胡者，接受他的觀點，欽敬他的美德，向往他那揮灑的生命形態。在胡適被污名的時候，北大自然可以躲避胡適。當胡適已成為受人贊譽的精神、文化的象徵二十多年後，當普通北大人也以胡適為榮後，北大當局再拒絕胡適，只能讓北大看起來像個精神分裂症患者。 　　現在，北大作為一個具有特殊地位的學術重鎮，終於承認胡適，這象徵著北大終於准備誠實地承認自己是從哪兒走過來；更廣泛地看，也象徵著“民國學術”已逼近在大陸被全面承認，二十世紀前後兩個時代的思想、學術、文化的和解過程大體接近完成。 　　二十世紀上半期，具體地說，就是從胡適時代開始的一二十年，乃是中國思想、學術、文化最具創造性的時代。 　　這個時代的先天、後天優勢是後世難望其項背的。彼時現代社會正在建立之中，中學之根尚未中斷。後來成名的學者大多成長於傳統社會中，對古典中國的思想、學術、文化，有親切體認。另一方面，彼時中西交流極為便利，這些學者多有負笈留學歐美日名校的經歷。如此成長經歷，注定了他們的心智極為開闊，他們有能力、也有意願會通中西。 　　他們確實成就了一番大思想、大學問，不光開中學風氣之先，更能獲得西方學界承認。在筆者略微熟悉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陳寅恪、錢穆先生的史學，張君勱、吳經熊先生的憲法學，金岳霖、馮友蘭先生關於“道”的哲學，費孝通先生的鄉村社會學，張奚若、錢端升先生的政治學，蕭公權先生的政治思想史，瞿同祖先生的法律社會學，錢鐘書先生的文學批評等等，均具有典範意義。 　　可以說，這批活躍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學者基本奠定了中國現代思想、學術的“範式”。它不是傳統的，也不是對西方的照搬。它與中國傳統保持著內在的聯系，對西方傳統則進行了消化、轉換。中國傳統學術追求貫通的意識與西方現代學術之深度思考相互融合，中國傳統學術經世致用的傾向與西方學術的專業化彼此會通，甚至中國古典語文之典雅與西文表達之精准，也融合成一種特殊的思想、學術語言表達範式。這些思想、學術、語言範式，乃是“中體西學、資相循誘”的產物——而這恐怕是中國生產自己的現代思想、文化的最可取進路，此乃現代中國之正宗“學統”。 　　後來的學者就沒有這一兩代學者幸運了：中學傳統斷裂，國人只知西學，而不知《論語》、《尚書》；學者對古典缺乏切身體認，也很難具有中西溝通的意識。不過，大師們既已承先啓後，奠基現代中國思想學術傳統，後學只要沿著這些榛莽初辟的通路前行，即可以現代之我為本，上達古典，旁通西學，中國思想、學術的生命自可壯大。 　　可惜，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大陸思想、學術與舊時代堅決決裂，陳寅恪、蕭公權、瞿同祖那一輩學者創造的現代中國學術範式無人接續，被刻意遺忘，人們不能了解它，更不得接受它。他們本人和弟子們反而被迫清洗頭腦，接受另外一套話語和思想範式。而這套範式具有高度的封閉性，缺乏再生產的潛力。在這種貧瘠的土壤上成長出來的當代中國思想學術，既無古典根柢，又無現代內涵，恰一似孤魂野鬼。直到今天，坊間也多是野狐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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