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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四大名著當重新定位

http://www.CRNTT.com   2011-09-02 15:19:39

延伸閱讀：四大名著地位的變化 　 　　我們現在所指的中國古代四大文學名著，大概不用我一一羅列，應該都知道是哪幾本書。今天，人們將這四部書稱為“四大文學名著”，實際上是文學評價標准變化的結果。在五四運動之前，並無這一說法。五四運動中，以胡適為首的海歸知識分子，為了建設中國的“新文學”，建立了一個大不同於以前的文學標准。因而，四部古代長篇故事集，終於榮膺“四大文學名著”的稱號。 　　五四之前，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軟性的等級社會（所謂“軟性”是指，社會等級不是永久繼承的，而是可以通過個人努力改變的）。在這樣一個等級社會中，我們今天所說的“四大名著”，不是上層等級的必讀書，士大夫階層對於後人所稱的“四大名著”，甚至帶有一些排斥和貶低。原因很簡單，現在人們所說的“四大文學名著”，首先不符合傳統士大夫“高雅”的文學標准，其次，它們的讀者，針對的都是社會中下等階層。 　　胡適從美國回來後，為了建立新文學，反對死文學，引入了現代西方的文學概念。胡適最突出的成績之一，就是引入了“小說”這個概念。雖然胡適的“小說”，概念完全是西方的，但是，他用了中國傳統的“小說”這個稱呼，由此造成了中西方在文學層面對話時的各自表述。“小說”在中國古代不是特指某種文學形式，但是“小說”的地位比較明確地屬於次等的位置。而胡適引入的西方文學“小說”的概念，沒有地位高下的差別，只有文學體裁的差別。為了配合這一“新文學”，胡適便將中國古代地位並不很高的“小說”，如《水滸》、《紅樓夢》等，尊為中國古代文學名著。 　　胡適的這個做法並非完全錯誤。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說，等級社會向大衆平民社會過渡，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因此，胡適選擇古代文學名著的標准之一，就是平民化。但是，胡適的做法也有點偏頗。從形式上說，所有文言文創作的作品，都不在他的選擇範圍之內，只有白話文作品，才有可能符合胡適的“新文學”標准。因此，在胡適看來，除了《水滸》、《紅樓夢》之外，其他如《三俠五義》、《老殘游記》、《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海上花列傳》等白話文作品，都是新文學標准下的優秀之作。 　　胡適的這個做法造成兩個後果。一是，中國古代大量以文言文為表現形式的文學作品，沒有進入優秀之列，沒能成為“名著”；二是，胡適所確定的名著，從純文學的角度，也不太符合西方文學的標准。在胡適之後，“四大名著”的遴選，又被加入了一些“階級鬥爭”的成份。因此，胡適喜歡的另一些古代白話文“小說”，如《海上花列傳》，由於不符合階級鬥爭的理論，而沒能列入“四大名著”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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