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

胡適與自由主義：一種思想和錯位的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12-05-30 13:41:22

被四面夾擊的胡適 　　“被殺死的摩西” 　　在台灣，胡適度過了人生的最後4年，也是他被四面夾擊的4年。他與時代的摩擦達到了高潮。他為自由而去，但在台灣他依舊沒有得到“自由”。他甚至對朋友嘆息說：“寧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1959年，胡適在日本東京接受記者司馬桑敦採訪時，曾有一段分析大陸學者吳虞的話：“在五四運動前後，他被指為左派，後來變為中間偏左，而逐漸的中間偏右，現在則成了右派，左右挨打，站在夾擊的中間了。” 　　吳虞是胡適的老朋友。40年前，胡適給吳虞的書寫序，提出要把孔子的招牌“拿下來，捶碎，燒去！”但時過境遷，人到暮年的胡適與老戰友吳虞的命運卻驚人的相似——“左右挨打”，“站在夾擊的中間”。他對吳虞的評說，看起來更像其夫子自道。 　　大陸方面曾經掀起過兩場對胡適的批判。從政治高度把他樹立為“人民公敵”，與蔣介石“一文一武”分工合作，是美國文化的“買辦學者”、“文化帝國主義”代理人和舊中國學界的領袖。胡適幾乎所有的門生舊誼都寫文章清算自己的思想，與胡適劃清界限，都說過一些在今天看來會後悔的話。當時在廣州中山大學的陳寅恪形容說：“一犬吠影，十犬吠聲。” 　　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知識分子代表時說：“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早在大陸時期，蔣介石就明確表達了對自由主義的否定態度。他在《中國之命運》中，將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相提並論，認為這兩種思想“客觀上是與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應的”，不切合國計民生，有違民族文化。他甚至認為，“自由主義”就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馬前卒。 　　在台灣，蔣介石站穩腳跟後與“自由主義”者的蜜月期就結束了。自由主義思想構成了威脅其政權的離心力，蔣經國化名為“周國光”，通過“國防部總政治部”發布了絕密的特種指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册子。 　　其中不點名批判胡適，“製造人民與政府對立，破壞團結，減損力量，執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散播和推廣個人自由主義思想，好叫人們尊崇他為自由主義者的大師，由他領導來批評現實，批評時政，批評當政者，促進所謂政治進步，造成與自由民主的英美國家一樣。這是他不了解中國當前革命環境，完全近乎一種天真的妄想”。 　　1958年，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回台灣時，一本《胡適與國運》的小册子，已散發到台北各機關。這本攻擊胡適的書雖是匿名文字，既無出版地也無發行人，但殺傷力極大。它將丟失大陸的罪責歸咎於胡適，認為因胡適提倡自由民主思想，反對孔子，才破壞凝聚力，渙散了人心、軍心，最後導致“學運”不斷，軍隊望風而降。而胡適則是“國民政府”敗退的思想罪人，“剿胡”應該納入“反共複國”的總體戰略中。 　　胡適逝世前兩年，雷震因《自由中國》案而入獄，從某種意義上即是為了胡適一生宣揚的自由民主的理念而坐牢。胡適知道，有生之年恐怕要以失敗而告終，他有一種強烈的破滅感。這年底，他給朋友張佛泉的信中沮喪地說：“生日快到了，回想起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無數管制不住的努力打消了，毀滅了。” 　　胡適去世前一年，他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演講《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變革》，再度激怒了文化保守主義者，以及新儒家學者。對胡適的文化立場攻擊，又如雪片而至，鋪天蓋地。參與圍剿的既有“立法委員”也有曾在胡適面前謙稱後學的文化人。 　　此時，無論在政治、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各領域，胡適都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即使在自由主義者的陣營中，他也因“雷震案”中的妥協和不夠激進而備受指責。胡適的健康也急劇惡化，去世前很長時間都必須住院養病。 　　胡適一生都是在批判與論戰中度過的，這種衝突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達到了高潮。而在其身後，爭議仍未片刻平息，直至今日還未結束。 　　胡適死後，張愛玲曾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回憶：“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儘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麼，我想只要有心理學家榮格(Jung)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里……不免聯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 　　那麼，胡適是不是那個被殺死的摩西呢？作為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胡適已經逝世50年。就像我們去年對魯迅的回顧一樣，他們無法互為准繩，但都可以作為時代的一面鏡子。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