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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周作人：周作人的國事與家事

http://www.CRNTT.com   2012-07-08 10:08:05

“我不希望中國再出文天祥，並不是說還是出吳三桂好” 　　人物周刊：但是周作人確曾在電台裡代表偽政府廣播，訪日時還去慰問日本傷兵、進出神社。 　　止庵：其中“進出神社”一點，只是1941年4月15日發行的《庸報》報道的日方為周作人一行安排的前一天的“行程”之一。但據倪墨炎《苦雨齋主人周作人》，當日“計劃沒有實現”，周氏一行未去靖國神社。(按：因為火車誤點未能成行，偶然或必然?)周作人4月16日參拜過湯堂，即孔廟。關於周作人在偽教育督辦任內的一系列職務行為——包括出席或召開會議、參加招宴、率東亞文化協會評議員代表團赴日、前往外地視察、作為汪精衛的隨員訪問偽滿洲國、發表講演和廣播講話、舉辦培訓班、參加新民會青少年團中央統監部成立大會並任副總監等，我在《周作人傳》中已經說過，“責任均應由職務人承擔”。 　　周作人一生的思想我認為主要是兩條：倫理之自然化，道義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據現代人類的知識調整中國傳統思想，後者是實踐自己所有的理想適應中國現在的需要，他認為這兩條是中國的當務之急。 　　人物周刊：這是不是意味著，為了事功，為了那個結果，道義是可以犧牲的，手段可以是無所謂的?這確實是近代以來的思維方式。 　　止庵：他的意思不是這樣，他是說：道義要落實於事功，事功體現道義，但事功不能取代道義。我們得把這主張放到那個時代裡去看，他是有針對性的。1933年他寫《顔氏學記》，從顔元“嚴重地責備偏重氣節而輕事功的陋習”得到啟發，提出：“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義是難能可貴的事，這是無可疑的，所以重氣節當然決不能算是不好。不過這裡就難免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麼事都只以一死塞責，雖誤國殃民亦屬可恕，一己之性命為重，萬民之生死為輕，不能不說是極大的謬誤。”他說：“那種偏激的氣節說雖為儒生所唱道，其實原是封建時代遺物之複活，謂為東方道德中之一特色可，謂為一大害亦可。” 　　周作人談到文天祥的死：“這種死於國家社會別無益處。我們的目的在於保存國家，不做這個工作而等候國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許多文天祥也何補於事呢。我不希望中國再出文天祥，自然這並不是說還是出張弘範或吳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國另外出些人才，是積極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極的，失敗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他對古希臘斯巴達首領勒阿尼達思率三百將士守溫泉峽，最後全部戰死的事跡是很推崇的。他反對的其實是以氣節逃避責任的人。庚子事變後期李秉衡受命率軍抗擊八國聯軍，當時主戰主和兩派都寄望於他，可這主帥剛到戰場，也就是北京通縣張家灣，就自殺了，寫下遺書說“天下事從此不問罪臣”，結果全軍不戰自潰。我說：這是以最負責任的方式，造成最不負責任的結果;滿足的是一己的道德完善;國家，百姓，職責，和自己所被寄予的期望，都可以成為代價。 　　周作人對於“氣節”的認識，跟他反對“三綱”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說，“君與臣的關係，則是援夫為妻綱的例而來”，妻子須為丈夫殉節，所以臣民要為君王殞命。在他紹興的周氏家族裡，太平天國時期忠臣節婦都出過。“若在中國則又略有別，至今亦何嘗有真氣節，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氣節的八股罷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帶，唱高調，叫人家犧牲，此與浸在溫泉裡一面吆喝‘衝上前去’亦何以異哉。” 　　周作人對國民政府的不滿也在這裡。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其間有6年時間，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對日本入侵華北乃至整個中國一點不做準備。“九一八”事變後，他對記者說：“咒罵別國的欺侮，盼望別國的幫助，都靠不住，還只有自己悔悟，自己振作，改革政治，興學，征兵;十年之後可以一戰，但是大家阿Q式的脾氣如不能改，則這些老生常談也無所用，只好永遠咒罵盼望而已。”他對中國的現實是絕望的。 　　人物周刊：於是他釋褐，去追求他理念中的“事功”。 　　止庵：周作人的“道義之事功化”，可以追溯到青年時代初讀佛經的感悟。比如他讀了《投身飼餓虎經》，被其中“美而偉大的精神”所感，認為大禹和墨子是有這種精神的。他說中國古代聖賢喜歡講堯舜，講得多半玄遠，他說還不如大禹，較有具體的事實。 　　1938年底，周作人與住在上海的沈尹默唱和，我覺得各有一首詩很值得重視。周作人的詩是： 　　禹跡寺前春草生，沈園遺跡欠分明。 　　偶然拄杖橋頭望，流水斜陽太有情。 　　沈尹默讀之“怏然”，回寄一詩： 　　一飯一茶過一生，尚於何處欠分明。 　　斜陽流水幹卿事，未免人間太有情。 　　周作人說沈“指點得很不錯”，但自己“覺得有此悵惘，故對於人間世未能恝置，此雖亦是一種苦，目下卻尚不忍即舍去”。周作人的詩表現出對現實的關切，是入世的;而沈尹默則認為所發生的一切和你沒有關係，不必管它。說句老實話，我能夠理解周作人，但更傾向於沈尹默。 　　不過根據木山英雄披露的史料，當年勸誘周作人出馬的日本人都很意外，橋川時雄事先預估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並說，“若是我的話不會出馬的。”在日方的估計裡，周作人“恐怕不會放棄高蹈的文人生活而進庸俗絮煩的官場”;如果他堅辭，他們也沒打算勉為其難。但沒想到，他答應了。對此穀崎潤一郎也曾寫文章表示不同意見。但周作人考慮過了，決定了，就不再改主意了。 　　有一次跟一位朋友對談，有記者問：如果1937年你們留在淪陷的北平，會不會做漢奸?朋友開玩笑說他會。我說我不會，我有個榜樣，就是廢名，當時他去湖北老家山區去當小學教員，等到抗戰勝利後回到北平。順便說一句，廢名對周作人一直很尊敬，在抗戰勝利後公開著文說：“知堂老簡直是第一個愛國的人，他有火一般的憤恨，他憤恨別人不愛國，不過外面飾之以理智的冷靜罷了。……他只注重事功(這或者是他的錯誤!)，故他不喜歡說天下後世，倒是求有益於國家民族。”不過，他看到周作人在督辦任上翻修了八道灣的房子，也曾流露出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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